安裕: 比起爆粗， 誰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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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安裕 2009-03-29

連續幾天開夜車埋頭埋腦讀這一屆國際電影節場刊的後遺症

，是滿腦子都是電影對白和導演手法，所以當星期五晚上看到曾蔭權出來評論社民連成員在立法會議事堂上的所謂「粗言穢語」時，直覺就想起周潤發在《監獄風雲》裏的一句對白： 「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

和黎佩芬談起這場立法會語言爭論，腦海彈出上英國文學課時的莎士比亞喜劇《Much AdoAbout Nothing》，有人譯《無事生非》，也有譯作《庸人自擾》，我則覺得《小題大做》這譯法是信達雅三者並全。

社民連三子的抗爭手法在講究和諧重視團結還要強調溝通的香港，肯定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其做法亦無新意，說到底不過是盜版的朱高正而已——若干年前朱高正在台灣立法院寫下中國議會史強力鬥爭的第一頁：一九八八年，介乎開放黨禁和獨裁政治歷史門檻之間的台灣人民，對老朱動輒跳上立法院長倪文亞桌子頓腳把文件踢得像漫天雪的做法一般都有着近鄉情更怯的說不可接受，對老朱解說此舉是「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反對黨為有效監督，必須採取極端手段；溫和的問政方式，無法有效推動民主發展」也不一定認為說得過去。這很正常，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前，台灣不少孩子還以為只能姓蔣的才能當總統，可不是嗎，一九四九年是蔣介石總統，到一九八八是蔣經國總統，說不好還有人以為「蔣總統」是這兩父子的共同姓名呢。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封閉多年的台灣社會怎可能接受得了朱高正？

推撞拉擠師法台灣

朱高正畢業自台灣大學法律系，西德波恩大學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康德。古今二人在這一份上倒是一脈相承，康德以批判哲學成為啟蒙運動的頂樑柱，朱高正的推撞拉擠也令他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台灣大放異彩。不過，朱高正的手法在台灣行得通，不等於在香港可以讓所有人受落，尤其在是對「暴力」一詞過敏的香港，由於不像台灣有着閩南族群的「幹」文化，要飽受英式紳士教育的後殖時代港人嚥下這一套，恐怕還得等一段時間。

在這次所謂「粗言穢語」風波中，有一種評論是社民連三子在議事上施與的是「語言暴力」。這種結論，無疑是日常生活語言的經驗主義，劉慧卿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香港社會一般民眾的看法，就是這些話「在家裏不適宜對小孩子說」。對於這點，陳偉業和梁國雄的「仆街」、「臭四」二字經的確有兒童不宜的social context 况味，易言之，他們這兩句二字經有「教壞細路」之嫌，姑勿論香港只懂打機和被迫上興趣班的「細路」，有沒有空閒或者其父母是否願意賠上機會成本讓孩子看立法會直播（一般的電視新聞報道已非原汁原味，二字經在「嘟」的一聲中已被蓋過），這是我城的另一個公民教育問題。

什麼是暴力

沉澱過後，令人感到狐疑的是，我們社會只有社民連才會有語言暴力嗎？進一步說，誰擁有權力定義（define）什麼是語言暴力，或更簡單一點，什麼才是暴力。

語言暴力不僅在於語言本身，話語者的權勢地位對於無權無勢者來說其實便是一種暴力。

在一些人眼中，梁國雄和陳偉業的二字經是「語言暴力」，這樣，回歸以來立法會加快普選的提案，在保皇黨力拒下屢遭否決，在追求更大程度民主的 political context 來說，范徐麗泰或曾鈺成兩位先後立法會主席的一句「議案被否決」，也是屬於語言暴力的一種。記憶中，這樣的語言暴力不止一次發生，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當時的政務司長許仕仁在立法會否決了官方鳥籠民主式的政改方案後，臉色鐵青譴責李柱銘及陳日君，「反對派議員發揮了他們對特區政府施壓的能力，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要他們「承擔政改方案被否決的後果」，話語之間充滿intimidation，這也未嘗不是語言暴力的一種。至於最令我不寒而慄的是二○○六年八月立法會討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民建聯議員劉江華在議事堂上「總之就是要站在這裏，寸步不移，一條修訂都不能通過，不能夠讓反對派破壞治安得逞」，端的是手執鋼刀，殺氣騰騰。當然，如今貴為行政會議兼立法會成員的劉議員，當年怎樣也想不到充滿牛氣的「唯我劉大將軍」的這番話，到了今天被證實是為執法部門種種違規竊聽長開綠燈。

類似的語言暴力多不勝數，應該指出的是，這些語言暴力因着講話的人的權勢及背景，其令人心膽俱寒的程度，比起問候娘親式的草根式語言暴力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許有人會爭論，民主派議員的講話也有其暴力特質，如威脅要杯葛會議，也有人常說要鼓動市民上街抗爭。這是抽離背景的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二○○七年底，民政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上對陳方安生的一段話，先說陳方安生曾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當官，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便是民主，否則她當時做的是民生工作還是「官生」？還借陳方安生的名字來揶揄她應該叫「安生」還是「官生」。倘若曾德成寫出或念出這些話時仍是報人身分，純粹作為意見表達，肯定無人有異議，可是當曾德成以局長之身講出這番話，以大凌小以強凌弱顯見無遺—— 他後面是特區政府的政治機器，再後面說不定是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方安生不過一介退休官員，她能擋得住國家機器？她也許不知道，我國的語言暴力早發軔於六十年代，那時就有初學班水平的「把反動派鬥垮」，也有具歷史角度的「批臭宋江這個投降派」，當然更有終極版的「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竊鈎者誅竊國者侯

不獨東方，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暴力，有從上而下的，也有由下至上的。前者如尼克遜在水門案下令革除檢察官的職務，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暴力，但結果是尼克遜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半途辭職下台的總統。以下而上的暴力，是源自帕拉圖、近三十年被保守派精英分子任意挪用的Tyranny of the Majority。不同的是，在這兩種暴力存在的社會，他們都有堅壁清野的制衡力量，尼克遜買下了內閣，國會也奈他不何，但他始終無法頂住傳媒的口誅筆伐。

保守派精英可以貶低大眾，但最終難以踰越選舉的天塹，喬治布殊的班子是一幫自視高人一等的南部精英，他們曾經作惡，他們曾經使用政治暴力，在攻打伊拉克戰鬥前夕逼使傳媒就範，但他們無法在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中迫逼選民投他一票。不可一世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六年的中期選舉後下台，布殊主義在○八年大選輸得灰頭土臉，最終灰飛煙滅。

沒有勇氣的城市

然而，香港不見得全部傳媒都能夠秉持監察政府的功能，在《基本法》規限下，更難孕育足以攆走無能之輩的政治制度。於是，在這大缸渾水裏，特區政治十二年來出現一種令人頗為難過的走向，便是為高位者諱，卑賤者死不足惜。人們當然可以譴責梁國雄和陳偉業在立法會上的「粗言穢語」是「教壞細路」，但對於另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背信棄義，如指鹿為馬，如過橋抽板，如官商勾結，如欺上瞞下等等都視而不見，近期尋且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象。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不要說上街抗爭，連嘲笑這些不平事的創意也付之厥如；當大陸網民面對日益壓抑的大氣候創作出「草泥馬」和「臥槽泥馬」發泄萬般不滿時，我們卻在濕漉漉的暮春三月裏四肢發軟癱在一邊，口中喃喃自語。這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城市。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明報)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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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中共對幫過它一把的黨外人士，或者說，曾經是合作伙伴的朋友甚或是對手是相當的推心置腹，甚至不惜犧牲同志的生命來保護這些人。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脅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聯手抗擊日寇，周恩來    趕 到西安再三勸張學良勿殺蔣介石；同一時間，宋美齡與顧問端納由南京直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幾經波折，張學良願意釋放蔣介石，還親自陪同蔣宋飛回南京謝罪。 這一謝，足足謝了半個世紀，蔣介石由此背上不仁不義之名，但這都是後話。當人還在西安的周恩來聽到張學良要同蔣介石回南京，連忙趕到機場阻止，但還是眼睜 睜看著已在半空的專機，周恩來喟然歎說，漢卿（張學良字漢卿）看京劇看得中毒太深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    兵臨平津，中共這時已是幾百萬兵馬的長勝軍，蔣介石派出心腹張治中將軍 率領六人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以圖苟延殘喘多一會。中共看穿老蔣這一著，開出沒法接受的條件，會談破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周恩來很喜歡張治中這個對手，知 道張治中失敗而回的下場若何。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朋友了，這次不能再對不起另一個朋友，於是暗中把張治中全家接到北平，不致遭蔣毒 手。

因此，那天唐英年    公布政改方案，令一心要和談的溫和民主派    關在門外，沒有回應這些一度對北京    有 期盼的民主派人士，我不禁愕然。先不說溫和派之後將如何自處，而是這一對待企圖向中共推心置腹的朋友做法，和周恩來對待曾經是戰場上對頭人張治中的實在差 太遠了。這到底是有人看京劇中毒太深，抑或是溫和派沒有張治中那種的被統戰斤両，這是未來中港博弈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我不知道溫和派是怎樣走上這條與中共溝通從而達到政制發展的終極目標的道路。應該說，以民主派長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從方案設想到實踐執行，以至與六四    事件的立場干係，想必都在他們的長考之內。社會上當時有一些看法，覺得溫 和派這種嘗試未為不可，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得與失也不會有太大政治後果。這是其中之一的回應。不過，除了這種wait and see的一群，我反而更欣賞公民黨    和社民連的抑束回 應。按理說，以陳偉業    梁國雄    黃毓民    的動輒開罵議政作風，對於溫和派汲汲於要與中共溝通有異於民主派傳統的 做法，不開腔罵娘或更甚者喚此為港奸賣港，已經是相當克制的了。

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成熟表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同樣地，溫和派也對公社兩黨鐵了心要在五月十六日公投大幹一場也沒有多大反彈，除了間中讓人覺得揪 心的是和官方同一個調調，有人明的暗的說五月十六日當天不去投票。這不免令人覺得，民主派畢竟都是同喝一窩涮湯，不應你北上去喝就可以，人家就地喝就說那 湯酸。跟著下來的幾幕可說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奇景﹕林瑞麟    坐 進民主黨    會議侃侃而談，唐英年也說會安排溫和派與中央溝通，曾鈺成    說立法會    議 員在世博開幕時到上海    看看，不少人演繹言下之意是在上海可能上演一齣世博傳奇﹕大伙在會場巧 遇中央領導人，興之所至，談到香港的未來政制發展。
為什麼要讓你小小的香港？

那幾天的香港在一連串樂觀氛圍之下，頗也有把酒酧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氣氛。不過，在這幾乎樂昏頭的環境裏，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連美國    佬也怕它三分的今天，中共為什麼要在政制發展上讓你小小的香港？這是欠缺 史觀的無知，抑或是有誰打了保票說必定會如此如此，很值得政治記者詳細追查下去。我想說的是，中共每次組織統一戰線，都是在吃了大虧或勢孤力弱之下才出手 的，當它財（人）雄勢大，對被統戰者是施捨多於拉攏的融合。《張學良——口述歷史》二百九十五頁——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最佩服他！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剌透了！……周恩來說﹕『如果 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
「『我去說一說。』我自個兒太驕傲了，我說﹕『我去說一說蔣先生，我可能把他順利說服了……』」
這是前不久去世的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去年二月出版的書。唐教授是國際知名史家，胡適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成果，不可能在記敍張學良的口述時出疪漏。一 九三六年的中共羽翼未豐，抗日戰線上無大作為，倒過來給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追剿得四處逃竄，從出發時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剩下五萬。中共叫這段從一 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做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那時應是捧著幾萬兵馬圖個休養生息東山再起，周恩來對張學良 的說話，「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今天看來完全是第一流的統戰手段，也看到七十年前中共拿得起放得下的實用 主義﹕只要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今天蹲下替你擦皮鞋，明天站起來比你高出一個頭。
歲月匆匆，當年只五萬人馬幾千條槍的中共，如今光是外匯便二萬億美元    ， 老子說了就算，這便很難讓人明白，如果它不情願，把幾條航空母艦拉到東海朝著它都沒轍，當然，如果它心甘情願，明天就給你普選    也沒問題。但是誰都知道，當奧巴馬    政 府裏最講人權的國務卿希拉里都「務實」得在中南海    一句人權都不提，要 中共在香港政制上讓你一口子那是難比登天——給你是人情，不給又怎樣？要上街都上了，今天香港缺了大陸從水到副食品到買豪宅資金到似有還無的港股直通車中 的隨便一樣都有你受，哪還要北京在政制上聽你幾號人的？

香港民主派內的溫和派把一切都押在與中共溝通這一塊，不能說他們純粹是天真爛漫，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把中共政權的六四鎮壓身分暫且放下，而與這個政 權的另一身分溝通香港政制，應該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都二十一年了，年年六四晚會都揮拳疾呼平反六四，轉過頭來卻要和這個政權談到香港的政制改革，怎 樣向巿民交代從「砌」而轉「傾」而轉至「又砌又傾」，不僅是政治身段的變化，而是如何在政治人格作出調整。這段話不是要讓溫和派穿小鞋，眾所周知，香港民 主派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鮮血中集結而成，二十年來都在這一道德高地率領香港巿民要求平反這場鎮壓，也率領香港巿民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義以及更大空間 的政制改革，今天，二十年來的對頭忽然變成談判桌上的對手，怎麼說也不可能讓人們馬上就能接受。

我同意溫和派是從政制改革稍縱即逝、不能再錯失機會的角度下走出他們的第一步，但是這一苦心香港社會能夠通盤了解並接受麼？他們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有想過那年那月走進投票間，不問政綱只道是民主派便投下一票的群眾麼？當然，代議政制的要點在於「代議」兩字，投票給你，以後海闊天空誰都管不著，直至下 次選舉為止，但這一mandate畢竟是有時限的。我保證溫和派連這點也考慮了，他們的想法應該是，把應掙的都掙回來，到下次立法會選舉，把這些作為戰績 爭取支持，按道理說，這比大聲疾呼「第三百二十七次向您匯報，成功爭取公廁自動冲水系統」漂亮多。可是，一旦爭取不到政制改革，那該乍辦？
這倒不是我為溫和派痛心的理由。我感到心如刀割的是，溫和派冒著讓人喚港奸的風險伸出橄欖枝，卻得到熱臉孔貼上冷屁股的結局，實在太不值得。上星期 三深夜，應是溫和派一眾朋友錐心裂肺的時刻，如果像報道說的那樣，上午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還要待著下午喬曉陽    的 講話，幾個鐘頭之差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事實是喬曉陽的講話並無新意，溫和派到這刻才有人說受騙。這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有苦自己知，說得濫 俗一點，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長年推動民主政改的民主派人士來說，二○○三年七一亢奮之後的低谷是令人傷感的——中共態度愈趨強硬，戰友一個接一個投向北京，國際大氣候也益發 時不予我，在紅區當反對派不僅是吃力不討好，還會給罵作一粒蟑螂屎弄糟一整鍋湯。在這一過程之間，個別人有別的想法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放軟身段得到的卻是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對待。若說，算了，個人榮辱不過閃眼雲煙，倘是換來香港政制不會原地踏步也是好事，可是如今得到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要「為了大 局著想」不能大呼小叫喊冤痛罵，這是為了什麼？
這一刻，也許會有人想起周恩來，想起中共建政前夕，周恩來把曾經幫過中共的民主人士護送到北京，免得他們受到日落西山的蔣介石加害的歷史；他們也許 想起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時刻，周恩來提議一份應予保護人士名單，宋慶齡、章士釗、程潛、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等，以免受到紅衛兵迫害。中共每次講 到這些人時總有一句「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今天香港也有一批民主人士，卻沒有得到張治中蔡廷鍇的「肝膽相照」待遇，思前想後，該不是怨周總理走得太早了 吧？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