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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

溫家寶: 再回兴义忆耀邦

人民日報 4月15日
原文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 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 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 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 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 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 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 《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 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 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 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 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 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 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 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 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 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 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 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 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 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 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 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 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 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 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 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 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 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 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 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 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 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 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2010年4月23日 星期五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明報)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05:10
原文

曾經,中共對幫過它一把的黨外人士,或者說,曾經是合作伙伴的朋友甚或是對手是相當的推心置腹,甚至不惜犧牲同志的生命來保護這些人。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脅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聯手抗擊日寇,周恩來    趕 到西安再三勸張學良勿殺蔣介石;同一時間,宋美齡與顧問端納由南京直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幾經波折,張學良願意釋放蔣介石,還親自陪同蔣宋飛回南京謝罪。 這一謝,足足謝了半個世紀,蔣介石由此背上不仁不義之名,但這都是後話。當人還在西安的周恩來聽到張學良要同蔣介石回南京,連忙趕到機場阻止,但還是眼睜 睜看著已在半空的專機,周恩來喟然歎說,漢卿(張學良字漢卿)看京劇看得中毒太深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    兵臨平津,中共這時已是幾百萬兵馬的長勝軍,蔣介石派出心腹張治中將軍 率領六人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以圖苟延殘喘多一會。中共看穿老蔣這一著,開出沒法接受的條件,會談破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周恩來很喜歡張治中這個對手,知 道張治中失敗而回的下場若何。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朋友了,這次不能再對不起另一個朋友,於是暗中把張治中全家接到北平,不致遭蔣毒 手。

因此,那天唐英年    公布政改方案,令一心要和談的溫和民主派    關在門外,沒有回應這些一度對北京    有 期盼的民主派人士,我不禁愕然。先不說溫和派之後將如何自處,而是這一對待企圖向中共推心置腹的朋友做法,和周恩來對待曾經是戰場上對頭人張治中的實在差 太遠了。這到底是有人看京劇中毒太深,抑或是溫和派沒有張治中那種的被統戰斤両,這是未來中港博弈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我不知道溫和派是怎樣走上這條與中共溝通從而達到政制發展的終極目標的道路。應該說,以民主派長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從方案設想到實踐執行,以至與六四    事件的立場干係,想必都在他們的長考之內。社會上當時有一些看法,覺得溫 和派這種嘗試未為不可,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得與失也不會有太大政治後果。這是其中之一的回應。不過,除了這種wait and see的一群,我反而更欣賞公民黨    和社民連的抑束回 應。按理說,以陳偉業    梁國雄    黃毓民    的動輒開罵議政作風,對於溫和派汲汲於要與中共溝通有異於民主派傳統的 做法,不開腔罵娘或更甚者喚此為港奸賣港,已經是相當克制的了。

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成熟表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同樣地,溫和派也對公社兩黨鐵了心要在五月十六日公投大幹一場也沒有多大反彈,除了間中讓人覺得揪 心的是和官方同一個調調,有人明的暗的說五月十六日當天不去投票。這不免令人覺得,民主派畢竟都是同喝一窩涮湯,不應你北上去喝就可以,人家就地喝就說那 湯酸。跟著下來的幾幕可說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奇景﹕林瑞麟    坐 進民主黨    會議侃侃而談,唐英年也說會安排溫和派與中央溝通,曾鈺成    立法會    議 員在世博開幕時到上海    看看,不少人演繹言下之意是在上海可能上演一齣世博傳奇﹕大伙在會場巧 遇中央領導人,興之所至,談到香港的未來政制發展。
為什麼要讓你小小的香港?

那幾天的香港在一連串樂觀氛圍之下,頗也有把酒酧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氣氛。不過,在這幾乎樂昏頭的環境裏,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連美國    佬也怕它三分的今天,中共為什麼要在政制發展上讓你小小的香港?這是欠缺 史觀的無知,抑或是有誰打了保票說必定會如此如此,很值得政治記者詳細追查下去。我想說的是,中共每次組織統一戰線,都是在吃了大虧或勢孤力弱之下才出手 的,當它財(人)雄勢大,對被統戰者是施捨多於拉攏的融合。《張學良——口述歷史》二百九十五頁——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最佩服他!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剌透了!……周恩來說﹕『如果 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
「『我去說一說。』我自個兒太驕傲了,我說﹕『我去說一說蔣先生,我可能把他順利說服了……』」
這是前不久去世的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去年二月出版的書。唐教授是國際知名史家,胡適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成果,不可能在記敍張學良的口述時出疪漏。一 九三六年的中共羽翼未豐,抗日戰線上無大作為,倒過來給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追剿得四處逃竄,從出發時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剩下五萬。中共叫這段從一 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做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那時應是捧著幾萬兵馬圖個休養生息東山再起,周恩來對張學良 的說話,「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今天看來完全是第一流的統戰手段,也看到七十年前中共拿得起放得下的實用 主義﹕只要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今天蹲下替你擦皮鞋,明天站起來比你高出一個頭。
歲月匆匆,當年只五萬人馬幾千條槍的中共,如今光是外匯便二萬億美元    , 老子說了就算,這便很難讓人明白,如果它不情願,把幾條航空母艦拉到東海朝著它都沒轍,當然,如果它心甘情願,明天就給你普選    也沒問題。但是誰都知道,當奧巴馬    政 府裏最講人權的國務卿希拉里都「務實」得在中南海    一句人權都不提,要 中共在香港政制上讓你一口子那是難比登天——給你是人情,不給又怎樣?要上街都上了,今天香港缺了大陸從水到副食品到買豪宅資金到似有還無的港股直通車中 的隨便一樣都有你受,哪還要北京在政制上聽你幾號人的?

香港民主派內的溫和派把一切都押在與中共溝通這一塊,不能說他們純粹是天真爛漫,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把中共政權的六四鎮壓身分暫且放下,而與這個政 權的另一身分溝通香港政制,應該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都二十一年了,年年六四晚會都揮拳疾呼平反六四,轉過頭來卻要和這個政權談到香港的政制改革,怎 樣向巿民交代從「砌」而轉「傾」而轉至「又砌又傾」,不僅是政治身段的變化,而是如何在政治人格作出調整。這段話不是要讓溫和派穿小鞋,眾所周知,香港民 主派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鮮血中集結而成,二十年來都在這一道德高地率領香港巿民要求平反這場鎮壓,也率領香港巿民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義以及更大空間 的政制改革,今天,二十年來的對頭忽然變成談判桌上的對手,怎麼說也不可能讓人們馬上就能接受。

我同意溫和派是從政制改革稍縱即逝、不能再錯失機會的角度下走出他們的第一步,但是這一苦心香港社會能夠通盤了解並接受麼?他們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有想過那年那月走進投票間,不問政綱只道是民主派便投下一票的群眾麼?當然,代議政制的要點在於「代議」兩字,投票給你,以後海闊天空誰都管不著,直至下 次選舉為止,但這一mandate畢竟是有時限的。我保證溫和派連這點也考慮了,他們的想法應該是,把應掙的都掙回來,到下次立法會選舉,把這些作為戰績 爭取支持,按道理說,這比大聲疾呼「第三百二十七次向您匯報,成功爭取公廁自動冲水系統」漂亮多。可是,一旦爭取不到政制改革,那該乍辦?
這倒不是我為溫和派痛心的理由。我感到心如刀割的是,溫和派冒著讓人喚港奸的風險伸出橄欖枝,卻得到熱臉孔貼上冷屁股的結局,實在太不值得。上星期 三深夜,應是溫和派一眾朋友錐心裂肺的時刻,如果像報道說的那樣,上午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還要待著下午喬曉陽    的 講話,幾個鐘頭之差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事實是喬曉陽的講話並無新意,溫和派到這刻才有人說受騙。這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有苦自己知,說得濫 俗一點,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長年推動民主政改的民主派人士來說,二○○三年七一亢奮之後的低谷是令人傷感的——中共態度愈趨強硬,戰友一個接一個投向北京,國際大氣候也益發 時不予我,在紅區當反對派不僅是吃力不討好,還會給罵作一粒蟑螂屎弄糟一整鍋湯。在這一過程之間,個別人有別的想法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放軟身段得到的卻是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對待。若說,算了,個人榮辱不過閃眼雲煙,倘是換來香港政制不會原地踏步也是好事,可是如今得到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要「為了大 局著想」不能大呼小叫喊冤痛罵,這是為了什麼?
這一刻,也許會有人想起周恩來,想起中共建政前夕,周恩來把曾經幫過中共的民主人士護送到北京,免得他們受到日落西山的蔣介石加害的歷史;他們也許 想起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時刻,周恩來提議一份應予保護人士名單,宋慶齡、章士釗、程潛、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等,以免受到紅衛兵迫害。中共每次講 到這些人時總有一句「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今天香港也有一批民主人士,卻沒有得到張治中蔡廷鍇的「肝膽相照」待遇,思前想後,該不是怨周總理走得太早了 吧?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