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 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信報 2010年5月18日
原文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 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 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 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 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 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 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 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 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 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 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 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 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 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 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 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 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 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 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 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 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 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 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 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 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 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 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 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 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 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 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 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 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 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 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 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 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 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 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 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 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 （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 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 （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 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 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 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 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 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 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 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 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 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 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 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 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 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 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