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國: 最自由經濟為誰？一位自由市場發燒友的疑惑…

iQuest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友人兒子George在美國著名學府唸經濟，崇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思想。適逢本年初，華爾街日 報跟傳統基金發佈201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指數，香港連續十六年被評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George一向對香港之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趨之若鶩，便計劃來港作實地考察，問我可 否為他安排會見不同階層人士。我答應了他，作了以下安排。

與George第一位會面者為香港政府的財金官員Lawrence。Lawrence回 答George的提問──為甚麼香港能連續十六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時，以一言蔽之，就是香港長久奉行所謂「小政府、大市場」之經濟政策。在香港營商，不論中外 人士，皆可享受低稅率、基本上零關稅、零增值稅；香港也不設外匯管制，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基本上自由進出；政府亦較廉潔、高效，公共財政 穩建，公共開支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20%以內；兼且，香港為全球少數沒有設立公平競爭法的地區，除外籍家傭外，到目 前為止，尚未為最低工資立法，勞工亦沒有集體談判權；以上種種條件，塑造香港成為極具競爭力、非常合適營商之環境。 Lawrence的 介紹，似乎印證了George對香港一直以來的觀感。

第二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James。James為美藉人士，為某對沖基金經理。他在George面前大 讚香港為在亞洲設立資產管理基地首選，因為沒有外匯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尤有甚者，政府對市場資訊發放沒有太大管制，容易造就外資投資銀行，透過他們 發放分析報告，大奏「魔笛追魂」，製造股票市場波動，包括像他們所管理的基金在內一眾對沖基金時常從中獲利甚豐，所以James 視香港 為經營基金、從事證券和資產買賣的天堂。對此，George深表認同。

第三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Danny。Danny為資深物業投資者，年輕時曾當律師，為客戶物業買賣提供法律服務。但他目 睹物業市場蓬勃，並認同信報曹仁超所言，香港實為「搵錢（炒賣）容易、搵食（實業、做工）艱難」之地；當他努力賺了第一桶金後，便毅然放棄律師工作，全職 投入物業投資事業，現時已坐擁數十不同物業，如商舖、住宅、寫字樓及工廈單位等，市值以億計。當George問他手持那麼多物業有否考慮市場風險時，Danny向他道出 香港經濟與房產的關鍵所在，乃政府透過控制土地供應，人為地製造高地價，而與土地有關的稅收，實為政府重要收入來源，以彌補低稅率、窄稅基所帶來的財政收 入不足。同時，Danny深信政府應已汲取1998-2003年時推行八萬五政策失敗之教訓，會繼續嚴控土地供應，善土地價而沽。加上有些發展商如乜叔物太某官，時常透過自購自己推 出市場之樓盤單位，人為造市，製造所謂天價，推高樓市。所以Danny相信在港物業價格應該是升多跌少。與Danny會面後，George心裏 感到不是味兒，香港房產市場人為地製造供求失衡、價格失衡，有形之手隨處可見，最自由經濟之名，名不符實。

接着，我安排George與Teddy會面，Teddy為本地屈指可數的大型綜合企業的高管。他所屬集團在港涉及業務甚廣，包括 房產、能源、港口、電訊、傳媒、旅遊、投資以至零售、超市……等。 Teddy很自豪地說，香港市民每花數元，便有一元惠及他所屬的集團。集團除了享有超級利潤之房產業務外，能源、港口、電訊、超市等均為壟斷或寡頭行業，保証利潤不 菲。當George語帶驚訝地問，為甚麼香港不設立公平競爭法時，Teddy頓時大笑起來說，政府絕對不願、不敢、亦不能與像他老闆般富豪為敵，只要 他們威脅政府撤資他投，政府如何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安定？George又問，像Teddy所屬集團實力雄厚，老闆富可敵國，有否投資或從事一些高科技、高創意之項 目？Teddy再次大笑起來，一語道破我們港人所熟悉之「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的金科玉律。與Teddy會面後，George感慨 謂，原來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實則為「小政府、大財團」，繁榮安定背後，似是確保既有利益集團五十年不變為依歸。

之後，我帶George探訪一對中產夫婦Peter同Emily，在他們家中聊天。當他倆很好客地讓George參觀他 們建築面積約六百呎的房子，George很快便察覺地方不合比例地狹小，問房子實用面積多大？他們苦笑著回答約三百多、四百呎不到；又搖頭嘆息說，很多港人如他們般，花了大部分積蓄及每月入息，節 衣縮食，來「供養」全球數一數二平均呎價最高、實用面積卻最低的「發水樓」。他們還訴苦說，香港的畸型樓市實質將很多港人財富移到少數發展商口袋裡，市民 變相為這些發展商打工。George終於明白，財富透過樓市由一眾「小市民」轉移到少數「大富豪」手上。

之後，我又帶George走訪家住公屋亦在公屋商場經營家庭用品生意的小商戶阿群。阿群最近因領匯 瘋狂加租，令她經營的商舖百上加斤，面臨結業之苦。她抱怨地說，在港經營小生意極為艱苦，很多時如她所說，「搵埋都唔夠俾租」。尤幸她一家住在政府提供的 廉租公屋，子女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看病亦享有廉價、政府補貼的公共醫療服務，以致生活縱然艱 苦，尚可捱得過去。我亦借此機會向George解釋，香港雖以自由市場名聞遐邇，骨子裡卻實行「一地兩制」。在營商領域 上，極之資本主義式弱肉強食；但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及公營機構幾乎一手包攬如公共房屋（約一半居民居住）、教育、醫療、福利等服務，是徹首徹尾的社會主 義模式。George是自由市場擁護者，對這點當然大感失望。

最後，我攜同George探訪獨居深水埗板間房、從事外判清潔女工的阿美。阿美每晚工作六小時，月入三千四百元，房租已佔收入一半。為生計，天天在大街小巷拾荒變賣，每天可增加十多、二十元收入。我亦借此機 會告知George，由於最低工資在港爭拗多年，至今尚未立法，在香港像阿美般、月入低於五千元在職貧窮人士超過五十萬人， 亦有十萬人像阿美般蝸居籠屋、板間房及天台屋等惡劣環境。George詫異 地說，香港擁有第一世界的人均GDP，卻亦擁有第三世界的貧富懸殊指數；香港為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卻仍然有很 多人生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惡劣環境裡。

George完成在港考察，離開前，總結他所見所聞的成果。他原為自由經濟的擁護者， 本來對香港這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充滿了憧憬及期盼；但訪港以後，發覺香港某些地方如對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等進出確是非常自由，但在為 數不少行業如能源、港口、交通以至超市等都充斥著寡頭壟斷；而與港人息息相關之房產，官商共同主導的有形之手隨處可見，例子俯拾皆是。加上政府及公營機構 包攬絕大部分的社會服務，而約一半香港居民亦住在政府提供的廉價公屋。基於以上種種原因，George對香港經濟自由的程度改觀，香港經濟並非如他想像的、期待的那麼自由。香 港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可想而知。他不禁重新思考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開始懷疑它是否只是一套不能完全實現的理論、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而已。

另一方面，George以前深信不疑，只要經濟進步、蛋糕做大之後，每個人自然都會得益，只是每 個人得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極之反對大政府主義、福利主義、分配主義，亦反對最低工資立法。但他透過這次訪港所見所聞，目睹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背 後，實為「小政府、大財團」、「小市民、大富豪」、「小商戶、大業主」，權力一面倒向後者傾斜，財富亦一面倒從勞動 (labor) 流 向資本 (capital)，釀成貧富兩極化，利益分配嚴重失衡，民怨沸騰。在他眼中，香港假自由經濟之名，富豪治港為實 (plutocracy under the disguise of free market ideology)。他嚴肅地問，香港的最自由經濟有何意義、有何價值？最自由經濟對誰最有 意義、對誰最有價值？我們是否如Lawrence 所言，對它與有榮焉？

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 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 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 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 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 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 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 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 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 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 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 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 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 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 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 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 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 （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 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 （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 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 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 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 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 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 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 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 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 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 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 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 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 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 望。

何漢權: 國民教育 兩個教室

信報: 2010年4月24日
原文

國民教育，知、情、意、行，四個部曲，相互連繫，循環不息。汶川大地震兩年，傷亡慘重，至今 還有待復元，上周電視熒幕又傳來青海玉樹七級震禍，人命傷亡已達過萬之數，受災地區位處高原地帶，救援工作較兩年前的汶川地區更加困難。民族情、同胞愛， 患難見真情，國家領導人第一時間趕赴災難現場，一次又一次，不能欺場，又要壓場，年紀不輕，腳步並不太穩的走進陷落的敗瓦頹垣裏面，國民看在眼裏，心中冒 出一句話，三個字：「辛苦了！」孩童、學校、教育與家園還是最牽掛。兩年前，溫家寶總理到汶川地區再看復課的學生，在臨時教室上寫下「多難興邦」，前幾 天，胡錦濤主席在玉樹州孤兒學校，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新校園，會有的！新家園，會有的！」期望上行下效，新災區傷痛盡快得到撫平，盡快展開重建。

一 國兩制
青海玉樹地震，港人黃福榮的捨身救人，中央政府高度表揚。災難彰顯人性的光輝，很相信，在災難現場，如黃福榮義行者，不只一 人。但黃獲中央政府褒揚，不能不說在一國兩制下，港人的確受愛護、受特別尊重。青海地震發生日期是四月十四日（星期三）早上，香港學校收到教育局就地震事 宜的通告，行文兩小段，題為「悼念青海地震死難同胞」，呼籲全港所有學校員生，下半旗及默哀一分鐘，這是國民教育裏很重要的情感引導，但發函時間是四月二 十日，時差六天，稍為遲緩一點！也許教育局是要跟着特區政府管治大隊做事，特區政府就得看中央政府的明令舉措如何？國民教育中的「行」──遲到總較沒有到 為好。
不過，當認真思考一國兩制的權宜方便，敢於實踐的話，玉樹地震的不幸，或可帶給學生甚或市民更多的愛民愛國機會。例如︰默哀通告可以 早點發函嗎？內容可以詳細一點嗎？除下半旗致哀外，學生、教師、家長捐款可以嗎？（按教育條例，學校未經申請，不可以在學校作募捐。）而默哀日，學校應否 停止課外活動？再到民間應否停止娛樂活動？為何不敢定調？判斷災情，具教育意義的行為先走一步，多化被動為主動，誰會責怪？

國史教育
突 發事件，國家災難，特區政府以民為本，能合情合理地認真處理，無疑為國民教育鑄造廣闊的教室。當然，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廣州亞運等活動，政府民間組團參 訪、見證國家辦大事的綜合能力，亦應該被視為這個教室裏面的教學互動行為，有利於國民教育，憂戚與共，同喜同悲，這是身份認同。
國民教育大 教室，還有另外重要的一個，那就是國史教育，這是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得極其薄弱的一環。
近日收到立法會秘書處轉寄教育局，就「有關推行中國歷 史教育事宜」之回覆文件。事緣幾個團體合組國史教育關注組，於去年十月六日向立法會申訴，申訴的主要線索是二○○○年起，課程發展處將初中階段的中國歷史 科分割成四個方案（綜合人文、中西史合併、校本發展以及中史獨立），政府政策引導、任校選擇之下，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四所中學，在初中階段局部或全部取消中 史作為獨立必修的科目，以隨意寄生於他科的情況出現。直至今年新高中學制，惡果再進一步呈現，中四選修中史科者，只剩下一萬二千多人（去年會考中史科應考 人數為二萬五千人）。就上述申訴，教育局回應文件，概不承認政策有問題，當然更不會認為有責任要承擔。
說到將中史分拆成四個方案，局方回應 是：「自回歸以來，有學校老師認為此種詳古略今的傳統中史課對文化史專題及中國近代史的教授有所不足，加上課程內容繁重，學習要點眾多，故自發地發展了其 他課程模式，以改進教學。」中史科獨立必修就是詳古略今？就是課程內容繁重、學習要點眾多？其他如物理、化學、經濟學科不存在這種現象嗎？有人自發研製， 教育局就要政策配合？總之，推得一乾二淨就是了。

中史學生
說到現時中四修讀中史科的人數只剩下學生人數的百分 之十六點四低位，由二萬五千人下滑至一萬二千多人，教局回應是「在四百五十多間提供高中課程的學校中，有約百分之九十二學校有設中史科為獨立選修科」，又 說：「在新高中制度下，報讀某些傳統文科的學生數目是有所下降，但跌幅最大的是中國文學」。實質報考中史人數重要還是學校單位百分比重要？中史低位未算 低，還有中國文學敬陪末座，怕什麼？總之，這是時代的錯，與人無尤！那怕明年修讀中史科人數再降，也有通識科的「今日中國」可抵擋，兩科過戶就可以了！真 的可以嗎？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儘管東西文明的進化過程有相似之處，但世界上難見有如中華五千年之變革與延續，這是我國獨特的歷史，為何將之 分割？更值得再說的是，已雜成的漢語是中華文化的主流，而漢語是十分重視敍事活動的價值奠基，咱們的民族融和與發展，就建基於「擺事實、講道理、說感受、 明思辯、向前看」的連環價值系統裏，讓過去與現在永無終止地對話，相互參照；從國民教育看，國史敍事最是根本，這個寶貴的「敍事教室」，不能毀傷。

教 育評議會副主席
何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