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雖說傳媒經常受到各種打壓，記者採訪也不時受到辱罵或暴力對待，有時為了挑戰強權或追尋真 相，甚至會被殺害。但是，傳媒絕對不是弱者！一支筆、一部攝錄機、一份報紙、一段新聞報道，就是兵不血刃的武器，能悄悄地置人於死地。既然有校園欺凌和網 絡欺凌，被媒體迫入窮巷的，大概可以叫做「傳媒欺凌」了。
成名的代價
無可否認地，人性的確有「幸災樂禍」特 質，熱愛「旁觀他人之痛苦」。過去兩星期，大眾透過記者的鏡頭，看到陳志雲被廉署拘捕與復出，形容詞極度貶低奚落，而他的樣子愈殘，愈易成為封面彩照。而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的「二十元最低工資論」，透過媒體不斷放大，最終令他「眾叛親離」，慘被黨友、飲食業團體和校友離棄，劃下一道又一道斷絕關係的界線，最 終迫令張宇人要在記者面前，流汗着、含着淚躬身道歉。
然後是《蘋果日報》獨家取得藝人鄭中基和蔡卓妍（阿Sa）的結婚證書副本，爆出兩人已 婚的驚人真相，這則娛樂新聞是上周六的全城熱話。事隔半天，兩名主角被迫召開記者招待會，承認曾結婚，同時宣布離婚消息。蔡卓妍在記招上回應婚姻被踢爆 時，滿臉愁容稱：「原來藝人是不可以有私隱的。」
無論是上市公司要員兼節目主持人、立法會議員抑或當紅藝人，全都屬於公眾人物，自然會成為 傳媒追訪對象。傳媒選取新聞內容時，採用的篇幅、相片、形容詞，就可決定被報道者的公眾形象。
真誠的另一種說法是偽善；保護私隱其實是以單 身假象去呃粉絲賺錢；最低工資為香港提升競爭力，亦可被說成是扼殺勞工的尊嚴……，一切演繹權都掌握在傳媒手中，然後讓市民追隨。在鏡頭前，再大的人物都 能被縮小或放大，名氣愈大，就愈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被輿論摔落地獄，那就是成名的代價。
記得約十年前，某份暢銷大報的娛樂版記者，拍到一位半 紅不黑的女藝人進入酒店賣淫的過程。當時娛樂版主管如獲至寶，喜孜孜向老總報告，表示會大肆「如實報道」，詎料老總卻破口大罵，大意是：「人家只是搵食， 我們沒有必要做到咁絕。做娛樂版都要有道德，那個只不過是半紅不黑的姐仔，又不是賺好多錢的天后，做傳媒不等於可以斷人米路！」
傳媒掌握的 權力是危險的力量，足以斷人米路與前途，甚至操控生死大權，若能適當地運用，就能為市民謀福祉，把社會的黑暗面揭破，甚至推倒最邪惡的政府。但是，一旦過 分地濫用，就會變成另類壓迫。
假如陳志雲是小公司的小職員，張宇人是街坊福利會會長，鄭中基和蔡卓妍是第九線藝人夫婦，傳媒就只能以「對 等」的力量去對待，用力過猛就是以大壓小的欺凌行為。
對待政要及藝人等公眾人物，傳媒有義務監察，但對於小市民，傳媒的權力更加顯得高高在 上，要極小心去運用。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相信是某報館的突發記者採訪實況，當時記者到達一個公共屋邨，一名中年女保安主管要求記者離開，雙方曾有爭執 口角。
記者的侮辱
片段中，只見保安員的情緒由鎮定逐漸變得激動，先用手遮擋鏡頭，後來用簿拍打攝錄機，繼而不 斷揮舞外套阻止記者採訪。而記者的語氣亦極不友善，先後辱罵對方「仲惡過狗」、「你在鬥牛嗎？傻婆」、「阿姐你是否在大陸做公安」。事件完結後，保安員在 鏡頭前向記者道歉，表示：「對不起，我不該拍你的相機，但我都是職責所在……」
影片上載到YouTube後，兩個多星期下來累積了超過八萬 次點擊，又出現不同版本。多名行家在Facebook裏轉載，不少有同樣經驗的記者大叫痛快，留言的都在嘲諷那位保安阿姐，指她醜態畢現，極之失禮。
對 於行家的反應，身為傳媒的一份子實在感到羞愧汗顏。當最低工資問題鬧哄哄之際，行家們有沒有想過，記者的時薪和保安員的時薪相差多少呢？大家的學識、薪 金、職責、社會發聲的力量都有天淵之別，雖然片段中的保安員有很多不合理的阻撓，亦不清楚傳媒在公眾地方採訪的權利，但那不算是什麼大罪，記者就算堅持不 走，相信對方亦不會作出暴力驅趕。
從影片所見，保安員雖有意氣之言，但不具挑釁性，但記者的說話卻屬於粗鄙、具有侮辱及攻擊性，較諸保安員 更難聽和粗俗，完全有失身份。
另一方面，記者若不滿採訪被阻，大可以事後向屋邨管理處投訴，節情嚴重者更可作當新聞處理。但既然雙方最終和 解，為何仍要把片段放上網呢？要知道，鏡頭前把保安員的失態言行曝光，但記者卻能安然地躲在背後，已是活生生的欺壓行為。把工作期間所得的材料用作非報道 用途是否有違操守，可再作討論，但肯定不是合理做法。
當權力在手
那位保安員知不知那段影片的存在呢？若她知道 那麼多人看過，會怎樣想呢？作為傳媒，理應明白到網絡的力量無遠弗屆，一但啟動了便無法控制，絕不應作為個人泄憤工具。
事實上，當一般市民 捲入新聞時，傳媒處理事主資料會特別小心，以保障其私隱，會隱去部份個人資料，亦會在相片適當地方打格。過去曾有涉及犯風化案的疑犯，被報章刊登相片後作 出自殘行為，這種慘劇雖然不能全歸咎於傳媒，但行家亦應明白到，一段文字或一張相，或許已是殺人兇器。傳媒要在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之間，作出平衡取捨， 保安員阻止記者採訪，報道價值大概是零，若行家只看到鏡頭前影像，對鏡頭後的欺凌成分視而不見，那就是對該保安員的另一重傷害，而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 何一位市民。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於二○○三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撰寫《當權力在手》一書，回顧三年當官生涯，談及在位時封筆停寫，從未與 任何批評她的人進行筆戰或辯護，「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龍應台在文中表示：「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 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她明白為官者，權力與平民不對等，「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 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願有權在手者，無論是媒體抑或任何人士，共勉之。
傳媒工作者
成名的代價
無可否認地，人性的確有「幸災樂禍」特 質，熱愛「旁觀他人之痛苦」。過去兩星期，大眾透過記者的鏡頭，看到陳志雲被廉署拘捕與復出，形容詞極度貶低奚落，而他的樣子愈殘，愈易成為封面彩照。而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的「二十元最低工資論」，透過媒體不斷放大，最終令他「眾叛親離」，慘被黨友、飲食業團體和校友離棄，劃下一道又一道斷絕關係的界線，最 終迫令張宇人要在記者面前，流汗着、含着淚躬身道歉。
然後是《蘋果日報》獨家取得藝人鄭中基和蔡卓妍（阿Sa）的結婚證書副本，爆出兩人已 婚的驚人真相，這則娛樂新聞是上周六的全城熱話。事隔半天，兩名主角被迫召開記者招待會，承認曾結婚，同時宣布離婚消息。蔡卓妍在記招上回應婚姻被踢爆 時，滿臉愁容稱：「原來藝人是不可以有私隱的。」
無論是上市公司要員兼節目主持人、立法會議員抑或當紅藝人，全都屬於公眾人物，自然會成為 傳媒追訪對象。傳媒選取新聞內容時，採用的篇幅、相片、形容詞，就可決定被報道者的公眾形象。
真誠的另一種說法是偽善；保護私隱其實是以單 身假象去呃粉絲賺錢；最低工資為香港提升競爭力，亦可被說成是扼殺勞工的尊嚴……，一切演繹權都掌握在傳媒手中，然後讓市民追隨。在鏡頭前，再大的人物都 能被縮小或放大，名氣愈大，就愈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被輿論摔落地獄，那就是成名的代價。
記得約十年前，某份暢銷大報的娛樂版記者，拍到一位半 紅不黑的女藝人進入酒店賣淫的過程。當時娛樂版主管如獲至寶，喜孜孜向老總報告，表示會大肆「如實報道」，詎料老總卻破口大罵，大意是：「人家只是搵食， 我們沒有必要做到咁絕。做娛樂版都要有道德，那個只不過是半紅不黑的姐仔，又不是賺好多錢的天后，做傳媒不等於可以斷人米路！」
傳媒掌握的 權力是危險的力量，足以斷人米路與前途，甚至操控生死大權，若能適當地運用，就能為市民謀福祉，把社會的黑暗面揭破，甚至推倒最邪惡的政府。但是，一旦過 分地濫用，就會變成另類壓迫。
假如陳志雲是小公司的小職員，張宇人是街坊福利會會長，鄭中基和蔡卓妍是第九線藝人夫婦，傳媒就只能以「對 等」的力量去對待，用力過猛就是以大壓小的欺凌行為。
對待政要及藝人等公眾人物，傳媒有義務監察，但對於小市民，傳媒的權力更加顯得高高在 上，要極小心去運用。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相信是某報館的突發記者採訪實況，當時記者到達一個公共屋邨，一名中年女保安主管要求記者離開，雙方曾有爭執 口角。
記者的侮辱
片段中，只見保安員的情緒由鎮定逐漸變得激動，先用手遮擋鏡頭，後來用簿拍打攝錄機，繼而不 斷揮舞外套阻止記者採訪。而記者的語氣亦極不友善，先後辱罵對方「仲惡過狗」、「你在鬥牛嗎？傻婆」、「阿姐你是否在大陸做公安」。事件完結後，保安員在 鏡頭前向記者道歉，表示：「對不起，我不該拍你的相機，但我都是職責所在……」
影片上載到YouTube後，兩個多星期下來累積了超過八萬 次點擊，又出現不同版本。多名行家在Facebook裏轉載，不少有同樣經驗的記者大叫痛快，留言的都在嘲諷那位保安阿姐，指她醜態畢現，極之失禮。
對 於行家的反應，身為傳媒的一份子實在感到羞愧汗顏。當最低工資問題鬧哄哄之際，行家們有沒有想過，記者的時薪和保安員的時薪相差多少呢？大家的學識、薪 金、職責、社會發聲的力量都有天淵之別，雖然片段中的保安員有很多不合理的阻撓，亦不清楚傳媒在公眾地方採訪的權利，但那不算是什麼大罪，記者就算堅持不 走，相信對方亦不會作出暴力驅趕。
從影片所見，保安員雖有意氣之言，但不具挑釁性，但記者的說話卻屬於粗鄙、具有侮辱及攻擊性，較諸保安員 更難聽和粗俗，完全有失身份。
另一方面，記者若不滿採訪被阻，大可以事後向屋邨管理處投訴，節情嚴重者更可作當新聞處理。但既然雙方最終和 解，為何仍要把片段放上網呢？要知道，鏡頭前把保安員的失態言行曝光，但記者卻能安然地躲在背後，已是活生生的欺壓行為。把工作期間所得的材料用作非報道 用途是否有違操守，可再作討論，但肯定不是合理做法。
當權力在手
那位保安員知不知那段影片的存在呢？若她知道 那麼多人看過，會怎樣想呢？作為傳媒，理應明白到網絡的力量無遠弗屆，一但啟動了便無法控制，絕不應作為個人泄憤工具。
事實上，當一般市民 捲入新聞時，傳媒處理事主資料會特別小心，以保障其私隱，會隱去部份個人資料，亦會在相片適當地方打格。過去曾有涉及犯風化案的疑犯，被報章刊登相片後作 出自殘行為，這種慘劇雖然不能全歸咎於傳媒，但行家亦應明白到，一段文字或一張相，或許已是殺人兇器。傳媒要在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之間，作出平衡取捨， 保安員阻止記者採訪，報道價值大概是零，若行家只看到鏡頭前影像，對鏡頭後的欺凌成分視而不見，那就是對該保安員的另一重傷害，而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 何一位市民。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於二○○三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撰寫《當權力在手》一書，回顧三年當官生涯，談及在位時封筆停寫，從未與 任何批評她的人進行筆戰或辯護，「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龍應台在文中表示：「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 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她明白為官者，權力與平民不對等，「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 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願有權在手者，無論是媒體抑或任何人士，共勉之。
傳媒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