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 比起爆粗， 誰更暴力？

原文

明報 安裕 2009-03-29

連續幾天開夜車埋頭埋腦讀這一屆國際電影節場刊的後遺症

，是滿腦子都是電影對白和導演手法，所以當星期五晚上看到曾蔭權出來評論社民連成員在立法會議事堂上的所謂「粗言穢語」時，直覺就想起周潤發在《監獄風雲》裏的一句對白： 「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

和黎佩芬談起這場立法會語言爭論，腦海彈出上英國文學課時的莎士比亞喜劇《Much AdoAbout Nothing》，有人譯《無事生非》，也有譯作《庸人自擾》，我則覺得《小題大做》這譯法是信達雅三者並全。

社民連三子的抗爭手法在講究和諧重視團結還要強調溝通的香港，肯定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其做法亦無新意，說到底不過是盜版的朱高正而已——若干年前朱高正在台灣立法院寫下中國議會史強力鬥爭的第一頁：一九八八年，介乎開放黨禁和獨裁政治歷史門檻之間的台灣人民，對老朱動輒跳上立法院長倪文亞桌子頓腳把文件踢得像漫天雪的做法一般都有着近鄉情更怯的說不可接受，對老朱解說此舉是「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反對黨為有效監督，必須採取極端手段；溫和的問政方式，無法有效推動民主發展」也不一定認為說得過去。這很正常，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前，台灣不少孩子還以為只能姓蔣的才能當總統，可不是嗎，一九四九年是蔣介石總統，到一九八八是蔣經國總統，說不好還有人以為「蔣總統」是這兩父子的共同姓名呢。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封閉多年的台灣社會怎可能接受得了朱高正？

推撞拉擠師法台灣

朱高正畢業自台灣大學法律系，西德波恩大學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康德。古今二人在這一份上倒是一脈相承，康德以批判哲學成為啟蒙運動的頂樑柱，朱高正的推撞拉擠也令他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台灣大放異彩。不過，朱高正的手法在台灣行得通，不等於在香港可以讓所有人受落，尤其在是對「暴力」一詞過敏的香港，由於不像台灣有着閩南族群的「幹」文化，要飽受英式紳士教育的後殖時代港人嚥下這一套，恐怕還得等一段時間。

在這次所謂「粗言穢語」風波中，有一種評論是社民連三子在議事上施與的是「語言暴力」。這種結論，無疑是日常生活語言的經驗主義，劉慧卿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香港社會一般民眾的看法，就是這些話「在家裏不適宜對小孩子說」。對於這點，陳偉業和梁國雄的「仆街」、「臭四」二字經的確有兒童不宜的social context 况味，易言之，他們這兩句二字經有「教壞細路」之嫌，姑勿論香港只懂打機和被迫上興趣班的「細路」，有沒有空閒或者其父母是否願意賠上機會成本讓孩子看立法會直播（一般的電視新聞報道已非原汁原味，二字經在「嘟」的一聲中已被蓋過），這是我城的另一個公民教育問題。

什麼是暴力

沉澱過後，令人感到狐疑的是，我們社會只有社民連才會有語言暴力嗎？進一步說，誰擁有權力定義（define）什麼是語言暴力，或更簡單一點，什麼才是暴力。

語言暴力不僅在於語言本身，話語者的權勢地位對於無權無勢者來說其實便是一種暴力。

在一些人眼中，梁國雄和陳偉業的二字經是「語言暴力」，這樣，回歸以來立法會加快普選的提案，在保皇黨力拒下屢遭否決，在追求更大程度民主的 political context 來說，范徐麗泰或曾鈺成兩位先後立法會主席的一句「議案被否決」，也是屬於語言暴力的一種。記憶中，這樣的語言暴力不止一次發生，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當時的政務司長許仕仁在立法會否決了官方鳥籠民主式的政改方案後，臉色鐵青譴責李柱銘及陳日君，「反對派議員發揮了他們對特區政府施壓的能力，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要他們「承擔政改方案被否決的後果」，話語之間充滿intimidation，這也未嘗不是語言暴力的一種。至於最令我不寒而慄的是二○○六年八月立法會討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民建聯議員劉江華在議事堂上「總之就是要站在這裏，寸步不移，一條修訂都不能通過，不能夠讓反對派破壞治安得逞」，端的是手執鋼刀，殺氣騰騰。當然，如今貴為行政會議兼立法會成員的劉議員，當年怎樣也想不到充滿牛氣的「唯我劉大將軍」的這番話，到了今天被證實是為執法部門種種違規竊聽長開綠燈。

類似的語言暴力多不勝數，應該指出的是，這些語言暴力因着講話的人的權勢及背景，其令人心膽俱寒的程度，比起問候娘親式的草根式語言暴力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許有人會爭論，民主派議員的講話也有其暴力特質，如威脅要杯葛會議，也有人常說要鼓動市民上街抗爭。這是抽離背景的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二○○七年底，民政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上對陳方安生的一段話，先說陳方安生曾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當官，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便是民主，否則她當時做的是民生工作還是「官生」？還借陳方安生的名字來揶揄她應該叫「安生」還是「官生」。倘若曾德成寫出或念出這些話時仍是報人身分，純粹作為意見表達，肯定無人有異議，可是當曾德成以局長之身講出這番話，以大凌小以強凌弱顯見無遺—— 他後面是特區政府的政治機器，再後面說不定是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方安生不過一介退休官員，她能擋得住國家機器？她也許不知道，我國的語言暴力早發軔於六十年代，那時就有初學班水平的「把反動派鬥垮」，也有具歷史角度的「批臭宋江這個投降派」，當然更有終極版的「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竊鈎者誅竊國者侯

不獨東方，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暴力，有從上而下的，也有由下至上的。前者如尼克遜在水門案下令革除檢察官的職務，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暴力，但結果是尼克遜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半途辭職下台的總統。以下而上的暴力，是源自帕拉圖、近三十年被保守派精英分子任意挪用的Tyranny of the Majority。不同的是，在這兩種暴力存在的社會，他們都有堅壁清野的制衡力量，尼克遜買下了內閣，國會也奈他不何，但他始終無法頂住傳媒的口誅筆伐。

保守派精英可以貶低大眾，但最終難以踰越選舉的天塹，喬治布殊的班子是一幫自視高人一等的南部精英，他們曾經作惡，他們曾經使用政治暴力，在攻打伊拉克戰鬥前夕逼使傳媒就範，但他們無法在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中迫逼選民投他一票。不可一世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六年的中期選舉後下台，布殊主義在○八年大選輸得灰頭土臉，最終灰飛煙滅。

沒有勇氣的城市

然而，香港不見得全部傳媒都能夠秉持監察政府的功能，在《基本法》規限下，更難孕育足以攆走無能之輩的政治制度。於是，在這大缸渾水裏，特區政治十二年來出現一種令人頗為難過的走向，便是為高位者諱，卑賤者死不足惜。人們當然可以譴責梁國雄和陳偉業在立法會上的「粗言穢語」是「教壞細路」，但對於另些教壞細路的行為如背信棄義，如指鹿為馬，如過橋抽板，如官商勾結，如欺上瞞下等等都視而不見，近期尋且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象。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不要說上街抗爭，連嘲笑這些不平事的創意也付之厥如；當大陸網民面對日益壓抑的大氣候創作出「草泥馬」和「臥槽泥馬」發泄萬般不滿時，我們卻在濕漉漉的暮春三月裏四肢發軟癱在一邊，口中喃喃自語。這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城市。

林輝: 「民主非萬能」 混淆普選視聽

獨立媒體 2010年5月6日
原文

詭辯技巧，有一種稱為「稻草人辯論術（Straw Man Argument）」，即是先樹立一個荒謬的論點，再對 之以攻擊。最近常見的例子，就是「民主不是萬應靈丹」的說法。

攻擊荒謬論點　混淆視聽
有很多人常將這話掛在口邊，如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議員，早 前就在一班學生前問「民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連民 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也撰文問同樣問題，彷彿其他人都鬼迷心 竅，認定只要有民主就會變成烏托邦，所以他才要不厭其煩地走 出來以正視聽。
到底誰在公開聲言「民主就是萬能」？我嘗試在 Wisenews上搜尋「民主」和「萬能」，發現至少在過去一年，幾乎全部的結果都是「民主不是萬能」，說「民主萬能論」最多的那位作家叫做劉迺強。一再 強調民主不是萬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實毫無意義。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萬應靈丹，「民主」不是、「和諧」不是、 「保育」不是、「發展」也不是，但這不代表這些東西就沒有價 值，或沒有爭取或保留的需要。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討論已超過20年，作為資深的議員和評論 者，應該可以為香港的民主政制進行更高層次的討論，如果 不同意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民主和普選權利，便明刀明槍的拿 出論據反對好了，別不斷宣傳這些「虛擬敵人」，混淆視聽。

單仲偕民主說　令人驚訝
另一個常見的稻草人，就是「民主不等於普選」、「普選不等 於直選」。其實民主當然不「等於」普選，而普選也不「等 於」地區直選，只能說民主包含普選，而普選包含地區直選，這 是政治學入門的知識。
我在 Wisenews上也找不到有人說過「民主等於普選」這樣 的話，反而單仲偕早前撰文說「『民主』非只得唯一標準」， 卻將直選、普選和民主混為一談，以問句掩蓋其混亂邏輯，以其 民主黨副主席的身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驚訝。
民主不等於普選，但沒有普選卻難可稱為民主，至少不是政制 民主；民主不是只有政制民主，但沒有政制民主，其他方面 的民主卻更難真正實踐。單副主席何不讀讀中國「白馬非馬」的 故事？千年前中國人已明白necessary condition 和 sufficient condition 的分別了。

（刊於5月6日經濟日報）

許知遠: 庸眾的勝利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　十九期 (201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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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三十年前，當法國學生們被問道，誰是他們最仰慕的公眾人物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老年薩特，而是米歇爾．科盧奇——一位電視喜劇演員，以嘲諷和出言不遜著稱。

時代的風尚轉變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改變世界的願望，讓位於七十年代的幻滅與狹隘的個人主義。嘲諷成了時代的情緒，人們在乎的是姿態，而不是內容。

此刻的中國，人人都在談論韓寒。他像是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惘的時代的最後救命稻草。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說他頭腦清醒，媒體歡呼他是「青年領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覺得他不僅很酷，還有思想。最近，韓寒被《時代》週刊評選為一百位影響世界的人物，零八憲章起草者、並為此付出十一年牢獄之災的劉曉波倒是落選了。

沒人能否認韓寒的魅力。他能把賽車冠軍、暢銷書作家、叛逆小子和即興諷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結合，並能在種種誘惑面前保持警惕，況且他才二十七歲。人們尤其著迷於最後一點，他在自己全球瀏覽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諷這社會中的種種愚蠢和不公——它們絕大多數與這個越來越膨脹和傲慢的官僚系統相關。有些時候，他不僅嘲諷，還期待創造意義，儘管他還不清楚這意義到底是什麼。

作為一個青年人，這似乎已經足了，他必定是我們時代最可愛、最聰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認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個令他本人都尷尬的位置——他要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象徵著思想的力量，象徵著對權力的反抗。

但這不是韓寒，人們越是把他推向這個位置，越暴露出這個時代、這些高聲吶喊者的愚蠢、脆弱與怯懦。在某種意義上，韓寒的勝利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這個正在興起的庸眾時代的勝利。

是的，你可以說每個傑出人物必然與他身處的時代相關聯，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名聲和有影響力越來越與個人的品質、才能與成就無關。在西方，這是個Paris Hilton和蘇珊大媽的年代——她因為有名而有名，因為不怕出醜而有名。在中國，這是個李宇春與小瀋陽的年代——人們因她小小的個性，或是他的自我貶損，而把票投給他們。

韓寒與他們不同，卻也是被同樣一種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這個時代明星文化與成功文化的產物，也符合這個時代所推崇的業餘精神——賽車、寫作、表演，你都要會一點；他還下意識響應了日趨悤烈的反智傾向，他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識；還有他嘲諷式的挑釁姿態，顯得如此機智，他還熟知挑戰的分寸，絕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

於是談論韓寒，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機智、還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反抗，同時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價，也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這個社會最美妙的消費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嗎？用劉曉波來比較韓寒，既不恰當也不公平。但是，公眾對兩者的態度，卻恰好不過的映襯了這個時代的特徵。人們不談論劉曉波，是因為他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公共話語空間，也因為這有點危險。但集體性地沉默與忽視也在表明，其實我們對於真正的自由與反抗毫無興趣，甚至心生恐懼。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不僅要反抗，而且有明確的主張。這需要智力與情感上的成熟，並願意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對於韓寒的熱烈推崇，是整個社會拒絕付出代價的標誌。當我們沉浸於隻言片語的嘲諷時，一定誤以為自己已消解了這可惡的權力體制，其實一點沒變，嘲諷只是為上面裹了一層糖衣，但我們進行自我麻醉，還將此視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們或許也覺得，韓寒也不需要為行動承擔任何後果，他可以進行象徵性、邊緣性的反抗了，然後還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場進行一次購物。韓寒成了所有人的藉口，人們借著他撒嬌，賣弄自己那可憐的「小心思」。

但公眾必定為這種愚蠢和怯懦付出代價。既然他們對於真正的成就缺乏興趣，不去讚嘆那些卓絕的道德勇氣，不去準備接納真正的思想，他們就只能在這個爛泥塘中繼續打轉，相互抱怨、相互麻痺。因為這庸眾的數量是如此的巨大，他們還會產生這樣的錯覺——中國已經影響世界。中國的確影響了世界，但它只是數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Edmund.z.xu@gmail.com

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 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 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 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 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 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 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 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 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 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 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 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 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 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 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 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 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 （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 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 （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 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 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 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 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 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 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 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 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 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 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 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 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 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 望。

健吾﹕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14:05
原文

【明報專訊】我嗓門夠大的，雖然也算響，但偶爾會被聽眾嫌聲線太尖。所以，我借林夕語： 「如果我的嗓門夠大夠響，也會很大聲的說：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
但是，這次贊助節目的事件，於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借商業二台《你睇我唔到》節目主持陳強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刊物《大學線》的訪問一用。他 說，他朝有一日他關注弱勢社群的節目做不下去：「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而是商業決定。」
有所為 有所不為商業電台，名字也夠白：商業和電台。電台的營運方針，就是要把大氣電波就變成 錢。我有份參與的晚間節目，都是因為聽眾喜歡，顧客垂青，才可以繼續下去。節目一年到晚只談格魯吉亞、鳩山由紀夫、奧巴馬、齊白石或傅抱石，我們也會擔心「趕客」。有時候，請一個港女談港男， 加多個會說「發女」的港男談港女，談日本ＡＶ女優引發中國網民 翻牆熱……皆因聽眾喜歡。一個節目沒有聽眾或客人支持，會自然被淘汰。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七個字吧？
這就是香港，香港是商業社會。所有的話語權，都在有錢人手中。大家眼睜睜的看著只有商人辦報、商人辦媒體，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們選擇看商人提供 的白癡電視節目，讀商人提供的娛樂化平面化易消化的新聞，而放棄思考，放棄深入，放棄複雜。結果，形成了林奕華先生說香港人的特質「頭腦簡單，心理複 雜」。
這是香港「大論述」出現的問題。某些政黨的主席就只會看細眉細眼的小事，洋洋得意的等，等節目主持沉不住氣，在大氣電波中大聲夾惡的說：「係咪見錢 開眼？係咪見錢開眼？」我覺得很有趣。商業機構，見錢就應該開眼。至少，他們見到錢，也得把眼睜得大大的，看真那些是什麼錢。那政黨主席質疑商業機構的從 業員見錢開眼，跟質疑阿媽是女人一樣。他們論點是這樣的：有錢的政黨，有多點資源使用媒體，對沒有錢的政黨「不公平」。狀况就像幼稚園的學生，一個有一支 新鉛筆，沒有新鉛筆的人說：「你為什麼你有一支鉛筆？這樣不公平！」
5月2日《星期日明報》有作者說：「現在聽說竟然連時評節目都放棄獨立，暗地收錢開講！」至少我從2007年4月，我在商台做時評節目至今，沒有收過任何一個機構一．分．一．毫，要我去幫任何機構 開講。廣告的信息跟節目內容口徑不同的例子，在我做節目的時候，比比皆是。我們在面紅耳熱的談本地政治話題，曾經有過充滿鼻鼾的安眠枕頭廣告；談反高鐵的 那一陣子，市區重建局就下廣告說他們很盡力的去令香港變得更好；談當代中國局勢現象之時， 就有軟性宣傳電影《建國大業》的5分鐘廣告。廣告跟節目內容不一致，才是節目珍貴的價值。
我很敬重的前輩潘小濤先生於《明報》和《蘋果日報》 發表同一份文章，指「電台接受政黨廣告和購買節目，是引入魔鬼」。我同意，十分同意。但讀完文章後，我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小濤先生在《信報》林天悟先生 筆下，是「勇敢」，「女細老婆嫩」的中年傳媒人，他擁有比我這一代傳媒新秀多的江湖地位。換轉了，如果我是泰山或是余宜發，我被安排要做這個節目，我會說 不嗎？問心，幸好，我不在其位。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
我只覺得，如果香港是有錢人買什麼都可以，有政黨打傳媒戰，我希望那些爭取公道的人，都會捋起衫袖狠狠的去打一場。那位政黨的主席用紅衛兵式的口 氣、手勢、表情、姿態要求一個商業機構改變一些商業決定，是商業社會中合理的行為嗎？借林夕語，以不公道的方法爭取回來的所謂「公義」，又是不是公義？如 果政府決定幫有錢的政黨忙，要修改廣播條例，容許政黨在傳媒賣廣告。沒有錢的政黨扯破嗓門說賣東西的「不合理」，壓根兒就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做法。他們應該 處理的，是為什麼有錢的政黨會變得有錢。他們要開拓的，是水源，而不是眼紅別人為什麼有錢。例子證明：有些80後的論政組織有左派資金，有些80後主理的 網上電視台有支持他們廣播理念的外國資金。在香港，政黨雖然不可以直接收取獻金，但一定有代理人可以處理法例的束縛。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真實的「香港精神」。如果你覺得這不合理嗎？美國同 志電視劇《同志亦凡人》主角Brian面對他的小男友Justin找了一個窮得很新男友，Brian很不高興。Justin認為新男友「有夢想，有理想， 有生命」。Brian最後按捺不住，對Justin說：「窮，不是什麼高尚的事。（It's nothing noble to be poor.）」我想很多「中產80後」都會認同這件事。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跟錢鬥。風骨，不可以供樓，也不可以當飯吃。各位看倌，你說電台做得不好，決定公祭什麼人，請什麼人食蛇羹，我倒希望各位 忠實聽眾，問一問自己，你如何改變香港人只看錢的核心價值？

蔡京揚: 大學生就業 最多僅八成

信報 2010年4月24日
 原文

首季度的就業「形勢嚴峻」，城鎮居民登記失業者九百二十萬，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二；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年底的就業率預計可達八成。這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二十三日透露的消息。

城鎮失業近一成

在二十三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人力部發言人透露：在今年計劃中，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為九百萬，首季已就業的接近二百九十萬，達目標的三分之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列為「重中之重」，計劃的指標是：應屆生離校時初次就業率達七成，年底達八成。農民工的工資、工傷賠償被拖欠仍較多，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今年二月五日，有近一百五十萬被拖欠工資、工傷賠償的農民工，獲補發拖欠金額三十億元。

人力部公布的首季失業率，僅限於城鎮居民登記失業者，這是政府的統計口徑。關於城鎮的失業率，不同機構的數字相差甚大。國務院統計局近幾年發表的失業率，都是百分之四點三上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藍皮書的失業率，卻在百分之九點五上下，兩者相差五個百分點。如按後者的失業率，城鎮失業者超過二千萬，而非九百萬。

如將需進城務工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計算入失業人口，失業率將更高。

按人力部發布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評估，找不到工作的會有二成左右。由此看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甚艱難。

大學畢業生難就業、城市企業的熟練技工卻偏緊，這種人力的錯配現象，顯示大學的「大躍進」有弊端。

好大喜功、追求數量的增加，使大學的數量、大學的招生名額太多。大學的「大躍進」，一方面造成教師和學生素質偏低，另方面則是畢業生的就業空間難以擴大。

內地的人力市場，最需要的是職業學院、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具專業學院職業培訓或中專培訓的青年，就業「對口」較強。企業並不需要太多的大學生。

維權艱難　民工貧困

人力部新聞會關於農民工的數據頗值得留意。不到三個月有一百五十萬農民工獲補發工資或工傷賠償，暴露被拖欠工資、工傷賠償仍未遏制。從官方媒体的調查報告可知，許多農民工為了討工錢遭恫嚇或毆打，人的尊嚴受損害。

這類事件頻頻發生，是因為企業及其老板的誠信太低，地方政府未建立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各地總工會、婦聯和共青團對農民工的關懷、扶助也不足。

當然，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的培訓仍未真正制度化，也是必須盡快改善之處。農民工不僅需要與就業有關的職業、安全生產培訓，也需要有關法律、社會保障的常識培訓。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工、婦、團，都應有輔導農民工就業的服務，並把服務制度化

鄭經翰: 國泰CX780機組人員臨危不亂

信報 2010年4月23日
原文

上周香港機場發生了一宗航空事故，一架國泰航空客機的引擎出現故障，必須緊急降落，幾乎釀成 空難，幸好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臨危不亂，憑着長期有素的訓練和專業判斷，冷靜處理，結果有驚無險，化解了一場災難。
可是，不少傳媒輿論仍然 以事後孔明和想當然的「常識」加以責難，批評機師在飛機於印尼泗水起飛後不久已知引擎出現故障不應繼續飛行，並且沒有選擇在最近機場緊急降落，萬一途中出 事，乘客便九死一生，劫數難逃。也有傳媒誤報機師起飛後明知一個引擎發生故障，仍然以單引擎航行。雖然，一架雙引擎飛機即使使用其中一個引擎，也可連續飛 行三小時，但那只是為預備尋找適當機場作緊急降落之需要，而不是用作正常飛行之用。

依足指示
沒有調查研究，便 沒有發言權。今次航空事故涉及專業知識和判斷，傳媒輿論應該做好有關調查研究，深入發掘事實真相，一來評論更能客觀公正，二來更可透過報道事件真相，教育 公眾，增加社會大眾的常識。
今次出事的飛機是A330-300型號雙引擎空中巴士，有十二年機齡，當日載有三百零九名乘客和十三名機組人 員。航機在飛行期間出現任何事故，機師和機組人員都一定要按照航空手冊的嚴格規定辦事，絕對不能隨意自行決定。
不錯，今次飛機在印尼泗水起 飛後不久即發現引擎出現故障，但情況輕微，機師亦馬上聯絡國泰地面控制中心，與專家商量後，認為不會妨礙飛機繼續飛行，機長最後決定繼續航程，而途中亦一 切運作正常。事實上，航機全程從未單引擎飛行，而且按照航空人員視為「聖經」的航空手冊，只要任何一個引擎出現嚴重故障，機師一定會按照航空手冊選擇在最 近及「適當」的機場降落。所謂「適當」，是指該機場有足夠的設備和救援設施。
事實證明，當時的專業判斷並無錯誤。事件發生在飛機距離抵港約 二十至三十分鐘，引擎突然出現故障，左邊第一號引擎無法減速，一直以七成動力運行，因此機師決定緊急降落。為了使航機成功在跑道上的正常位置着陸，但礙於 高速問題，機師必須運用引擎的反向推力令航機盡快煞行。高速降落與高能量煞行，令煞制系統產生高熱，因而導致輪胎洩氣，所以着陸時先後有六個機胎爆破着 火。

安全着陸
可以這樣說，如果有關機師不是訓練有素，經驗老到，知識和技術專業，又嚴格按照航空手冊和機場控 制塔指示，要安全着陸絕非易事，空難可能無法避免。降落後，其他機組人員也表現專業冷靜，只須二分鐘便將全機三百二十二名乘客疏散，撤離機身。當然，慌忙 中，仍有九名乘客受傷，主要是滑下飛機時頭部撞傷或腳部骨折。這固然是在所難免。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乘客根本沒有依足機組人員指示逃生，有人竟然仍攜帶 手提行李，又沒有依照吩咐脫去皮鞋，所以造成損傷，自己亦有責任。
無論如何，該組國泰航空機師和機組人員表現完全專業，臨危不亂，鎮定從 事，結果避免了一場災難。他們的專業精神和工作態度實在值得肯定和表揚。外國不少傳媒便讚譽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為英雄，反而本港傳媒卻冷嘲熱諷，諸多挑 剔。香港市民推崇英雄，對英勇行為從不吝嗇稱譽，何以竭力避免空難發生的機師和機組人員卻得不到認同，令人費解之餘，對他們也絕不公平。事實說明，國泰的 機組人員不論機師及空中服務員都是質優的專業人員，可說是公司寶貴的資產。

徹查事件
其實，礙於民航處宣布要調 查事件，否則國泰的公關人員已可即時向傳媒清楚解釋上述情況，釋除很多不必要的誤解。
事後經過深入調查後，國泰行政總裁湯彥麟發表聲明，詳 細交待經過，證實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依足國泰航空的運行程序及要求行事，公司完全支持他們的決定。從常理判斷，事件沒有釀成空難，國泰的管理層實在沒有必 要為了維護一個機組人員的錯誤而說謊，賠上公司的信譽，因此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民航處宣布會就事件展開調查，我完全贊同有關決定，也促請民 航處盡快提交報告，還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一個公道。
據知，國泰該架航機不單設有俗稱「黑盒」的ＤＦＤＲ（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和ＣＶＲ（Cockpit Voice Recorder）系統，有機艙話音紀錄，還有並非所有航空公司設有的ＱＡＲ（Quick Access Recorder）系統，紀錄航程全個操作過程。今次飛機安全着陸，上述有關系統全部完整無缺，只要民航處詳細檢察上述幾個系統，一切真相便可大白，到時 民航處一定要公開交待，讓社會各界和市民大眾清楚了解事件真相，還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