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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Yuk Hui: 列寜‧五區公投‧邏輯

原文

一九一四年,當整個工運陷於分裂時,列寧回到圖書館,花了 一年時間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在《邏輯》裏,列寧重新 發掘馬克思的《資本論》,將經濟分析結合到黑格爾的「邏 輯」。如果我建議香港的反對黨在「公投」後效法列寧,你 可能會覺得好笑,但問題是「邏輯」以及「辯證」似乎是整 個運動裏十分薄弱的一環。我批評「普選」變相「公投」不 是因為我反對這一社會運動,而是因為我想認真對待這個事 件。我不會說五區公投是失敗還是成功,五十多萬人投票算 多算少,但冷清的票站至少告訴我們「成功」是有保留的。 學者通常會認定這因香港市民「政治冷感」,但弔詭的是不 投票也是民主的表現方式,每個人都被逼強制投票才是極權 主義(totalitarianism)。問題是誰阻止了市 民的熱情?

我想在這裏指出兩個邏輯上的問題,第一個是觀念(concept) 上的,第二個是語言上的。首先這個「民主運動」 有三個目的﹕一、五區補選;二、取消功能組別;三、公投 普選。而這三個目的還有一個潛台詞﹕支持五區總辭。雖然 第二個和第三個看起來相關,但特首普選和所有立法會議席 普選是兩個議題。一次投票有四個議程,他們並不是全部融 合,最明顯的是支持普選的不一定支持五區總辭;支持特首 的不一定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不一定 支持五區總辭。我們要面對的是,投票者要以一個普遍的(universal) 觀念「民主」來凌駕幾個特稱(particular) 的、存在相互矛盾的觀念。那麼「變相」公投出來 的結果,怎麼能夠反映香港人對普選渴望和民主的 訴求呢?與其如曾蔭權說的「補選變質」,倒不如說是「公 投變質」,一個目的明確、旗幟聲明的民主運動變成了泛 民主派的內訌。將幾個存有內在矛盾的議程結合在一起,很 明顯只會削弱投票的結果。我們或者要問,為甚麼市民不能克服 這些內在矛盾,如政客所言「以大局為重」呢?

這牽涉另一個語言上的問題。「民主」在某些後現代社會理論 裏被視為「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一種。 民主作為消費可見於許多例子,如個人主義抬頭而湧現的 無政府主義傾向,視自我為一切價值的中心,「支不支持」 變成了「buy唔buy」;如民主運動變成對媒體的消費, 加上政府傾向於「政治化妝」,政治語言變成了例如「American idol」或者「X factor」這樣的「真人秀」。那麼觀眾問的問題是﹕「我是否消費得起?」以消費為形象的「民主」就好像和剐窗裏的LV手袋一樣,它和你我之間隔著一道玻璃窗。我們要問到底是甚麼造成了這一種腐敗的政治語言?整個「變相公投」運動是不是也是基於這種語言上操作?在整個民主運動的動員上有沒有深入各階層,還只是以「消費」的語言如口號、明星形象等?我支持公投、支持補選、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五區總辭,但我更支持他們總辭之後走入群眾和社區,實行基層動員,搞真正的民主運動。然而這無疑是香港政治的困境也是「特色」之一,政治光譜不分左右,「左派」並不是關心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泛民也不會說自己是「右翼」,所有人都叫「自由主義者」。而這種自由主義者的最大特色當然就是「騎牆」,隨時向左隨時向右,這樣的政治語言也即是消費的另一面相而已。

不少參與者認為這次「公投」最大目的是喚醒市民以達到「自 我醒覺」。這無疑是個恰當的想法,但「自我醒覺」是需要 「矛盾」才會發生的,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一的第一章 便是重覆黑格爾的「邏輯」,分析商品和生產的內在矛盾。 民主永遠都是處於矛盾,從柏拉圖的理論開始,它便已是政 府、特權階級以及人民之間的對立。但民主作為一個普世觀 念,如同商品生產的矛盾一樣是需要一種政治語言來傳達。 這種「醒覺」或「震驚」有兩個直接可能﹕一是它真的喚起 自我醒覺,如潛在的民主運動;二是它被逐漸吸納、中和為 自然,今天可以看到,在香港馬克思從經濟發展出來的「邏 輯」已被中和為「fair enough」勞資關係。以「真人秀」為主導的政治語言,它所強調的只是消費而已,消費也即是「麻木」的最好途徑。就好像當你第一次看著那個經過許多關卡贏了比賽的參與者落淚時有點感動,但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

我並不是否定民主運動,相反我認為「民主」不單是普世而且 是先驗的(a priori),它根本不需要被證明(prove),而只 需要演示(demonstrate)。政府以「還沒有共 識」而否定民主的講法不單是觀念上的謬誤,而且是以否定 民主來維持自身的合法化,企圖將公共領域去政治化。我們 可假設那真是一場公投,結果不會只是五十多萬張票。我期 望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深入、而且清晰的運動,民主議程 不是一個機制,正如發展文化不是看「藝術館」的數目,政治和 美學並不在議會裏或博物館裏。■
Conspectus of Hegel’s book The Science of Logic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cons-logic/p100.jpg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一期
It was abruptly written, because had to run to organize a workshop afterward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陳雲: 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信報 2010年5月18日
原文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 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 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 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 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 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 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 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 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 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 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 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 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 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 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 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 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 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 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 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 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 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 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 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 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Anonym: 516投票率低的原因

原文

經過一天投票,雖然公社五人全部勝出(九西曾經一度傳出左派已推倒毓民),但投票率只有17.1%,不算高,總計有五十多萬人投票給公社和大專聯 盟。在網上看見的是一片愁雲慘霧,誇張一點的人更說這樣的投票率,真的要準備移民,可見近年來新興泛民吸收的年輕支持者,觀察的歷練不夠,妄想公投在全體 社會機器、民主黨同室操戈一致打壓下也能創造高投票率。
老實說,一次失敗對民運來說,真是嫌少的——別忘記你面對的是共產黨,你還有許多敗杖要吃。若一次敗陣就泄光了氣,你不過是把民運當作一種虛幻的信 仰,而不是生活中持續實踐的內容。這樣的態度,與那些求神拜佛無異,去到教會只求自己「感覺平安」的基督徒有甚麼分別?這次投票率不高,但泛民基本盤—— 死忠——就是全都到齊了。其餘沒有投的,大概有全體泛民選民的三分一。公投沒有抓到全體泛民的票,有幾點原因:
  • 意識形態.港性之禍
最核心的原因,自是意識形態的魔咒。非泛民陣營的市民,大多不同情是次運動。香港人的主流思維是不折不扣的農民文化,只著重眼前蠅頭小利。政府做得 有甚麼不好、種下哪個公關炸彈,他們是會罵幾句的。但功能組別和官商勾結的禍害,是經過架床疊屋的體制、千迴百轉之下的暗盤交易,香港人向來不留意抬下 的,自然不覺這一票的迫切性。香港人普遍愛好跟紅頂白,泛道德、偽理智,你猛烈評擊曾蔭權麼,他反而會覺得曾蔭權「好似好慘」,接著就搖頭晃腦地跟著輿論 說你是「民主暴民」,被政客利用,此謂跟紅頂白也。
香港人自以為理性和平持平,思維方式小裡小氣,毫無大戰略大格局的思維:就是你恨極了五區公投,這事一成,你也是要被迫著支持。因為投票率低,就給 了北京口實。你問,要是如此,那為何不按兵不動?政改一方面是反民主的,亦是北京對泛民陣營的收魂帖。在政改表決面前,泛民沒有按兵不動的條件。你投贊成 票麼,你自己就成了那個表面民主實質愚民的建制的通過者。你反對麼,政制表決若再次壓後,北京又有口實說你是千古罪人了。如今公社重回社區,拿到五十萬支 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票,執回一個新的清楚授權,轉個頭迫政府向這五十萬強烈反對的市民交代,也總比待在中共畫的圈圈中被慢慢削滅要好。五區 公投可以說是不打算投誠的泛民政黨的一次被迫跳牆,一跳,就是不脫胎換骨,也是有個新的立足點了。
  • 游離中產.冷待滅亡
另外三份一的游離泛民票,為甚麼沒有出來?因為他們游離,意志不堅定。死忠就是沒人鼓勵他們也會去投。游離泛民選民投票與否,很靠傳媒、宣傳等鼓 勵。觀乎今次,免費電視——尤以CCTVB最甚——對公投作急凍處理,加上星島、日月、東方、左報日夜打擊吹淡,五區騎尼候選人又將公投的對決意味大大削 弱,於是遊離選民便沒有意欲投票。
北京這次可以說是用了最多的力量來下雪種:坊間除了蘋果外,誰膽敢說公投的一個是?網上輿論固然是傾向進步力量主導。但這些游離泛民選票多上了年 紀,不是少上網,就是沒有進入輿論圈中。畢竟網友們有多好的論述,也得你去看才行。網上的輿論,不像電視收音機那樣容易進入這些人的腦中。
  • 左派缺席.對抗性低
更重要的是,這次沒有左派候選人參選。我要說這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泛民游離選民多是中產,他們的投票意欲其實很事乎左派的形勢是否大好。如果左派 選情好、或來勢洶洶,他們會自動配票幫助泛民中人,原因只是他們不想左派勢力選到,唯有選泛民。民建聯其實一直是泛民的拉票機。他們存在,泛民才有運行。 零八年新界東自動配票令最多泛民候選人入局,是一個例子。但公投卻是沒有左派的,「對抗性」大為減低。那些只懂議席加減數的選民,自然覺得自己不投,五人 也是可以回到立會,於是便放慢手腳。可以說,公社兩黨的公投論述並沒真正進入並打動他們。
  • 泛民陣營,同室操戈
民主黨的不參與,是另一致命原因。作為泛民中地區組織較為健全的一黨,卻打從公投概念提出的第一天就吹淡風。不是大力反對,就是冷嘲熱諷。對於被共 產黨統戰了大半的民主黨來說,又有甚麼出奇。驚覺民主黨廿年春夢無所作為的民主黨選民,畢竟是少數。民主黨自己沒有派員支持辭職,也沒有動員資源幫助公 社,一毛不拔。既不顧大是大非,也沒有整體戰略:公投失敗了,你的所謂溫和力量在中央眼中還有利用價值麼。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做了這事,這次失敗,也心安理得,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收拾心情,重新上路吧。成敗乃兵家常事。這筆帳,民主黨2012一定要還。

黃偉豪: 沒有民主,港人「抵死」?

2007-08-16《明報》A31
原文

這可能是一篇得罪所有香港人的文章。

曾有人說過,有什麼的顧客,便有什麼的服務,如果服務不好,顧客可以把不滿向管理層反映,要求盡快改善,或停用該公司的服務。以上的道理,說明了公司和顧 客的身分是互動的,公司的服務不佳,除了公司的管理層要負上責任之外,顧客本身也責無旁貸,要為容忍和接受差的服務而負上責任,換句話說,差的顧客得到差 的服務是活該的。

同樣道理也可以套用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之上,有什麼的人民,便有什麼的政府。香港的政制長期停滯不前,除了中央高度干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民甘願 接受或容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的合理結果。

港人爭取民主作過多少貢獻?

在國際的經驗上,民主從來不是恩賜的,要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是妙想天開的事情。沒有經過爭取而得到的民主,也往往得不到人民的珍惜和重視,因而變得反覆、 不穩定,甚至是短暫的。

歸納世界各國成功民主化的經驗,要成功向當權者爭取權力,方法通常只有一個,就是加大他的管治成本,使他明白只有採用一個民主的政制,才可得到有效的管 治。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對當權者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一切以和平有序秩的方式來進行,以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為大前提,它對當權者所給與 的壓力自然有限,對香港管治的衝擊,甚至比紮鐵工人的工業行動更細。

從香港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去懷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組織自己,成功向當權者爭取自己的訴求。六七暴動是港英管治的轉捩點,使它走向 更開明的善治。但歷史的分析多把六七暴動定論為「左仔搞亂香港」,亦即當年的北京在幕後有一定角色。而80 年代的民主化也主要由英國人賜與。多年來,香港人究竟成功爭取過什麼?不需要努力爭取,便得到了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到頭來,是香港人的福氣,還是詛咒?

當我們投訴我們的政府如何不是,香港遲遲未有民主的時候,我們應深切地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享有一個更佳的政府?

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問國家可以給予你什麼,要問你可以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在香港爭取民主化的路途上,我們應該問的亦不是香港何 時有民主,而是香港人自己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作出過多少貢獻?

關信基: 默默堅持理想 用意不用力

信報 2010年5月15日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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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五.一六」,是公投補選的決戰時刻。
與很多市民一樣,筆者對公民黨參與 五區公投運動的舉動摸不着頭腦。一個月前,有機會走訪該黨的精神領袖關信基,話題應該是太極悟人生,但終歸也離不開公投。短短兩三小時的交談後,發現,其 實答案或許很簡單,推動公投不過是為了追求理想;「一個地方冇咗理想,就唔應該存在落去;一個人冇咗理想,就唔應該活下去」;關信基說。
二 〇〇六年,關信基懷着一腔熱誠及理想走出校園,以學者身份參與創辦公民黨,正式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期望透過參與政治,幫助提升香港的政治文明。在他眼中, 政治一點也不骯髒、不可怕、不危險;相反,政治可以很高尚地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卻偏偏香港是一個十分現實的社會,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曝光、講求 「sound bite」、擅玩公關手段,但這麼多年來,關信基就是保持低調,「我無資格做一般的政治人物,香港的一般政治人物不講理想,講現實。」
社 會上很多人因而批評其不失學者色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只怪理想成分太高。關信基反駁:「梗係我啱,佢地錯啦!冇咗理想,你只係不斷再生產一些舊的東西, 不想進取,不行的。堅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誠然,華叔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就來得好感動;長毛對理想的堅持來得好激昂;關信基的堅持,則好subtle。

一 黨存廢並不重要
關信基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好忠誠的人,一直視教學為終生使命,現時依然很喜歡教書,鍾意做研究多過搞政黨。講完,竟 也哈哈哈地開懷大笑。
「參與公投有利公民黨的長遠發展?」
「我們完全沒考慮過,公民黨隨時摺咗都冇問題,組織政黨是為了推動 香港的民主,如果推動唔到還要來幹嘛?如果今次公投使香港人明白什麼是真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的意義,即使不成功,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到了明年、後年,公投 運動或只不過係新方法其中一部分,最重要係有新思維、新人、新團體去參與這個民主運動,扮演比政黨更重要的角色。所謂新民主運動的新,在於不要將個人、團 體以及立法會看得這麼重要,公民社會才最重要。哪一個黨的存廢有乜重要呀?!」


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但特首話政制問題需要社會共識。」
「那為何還寄望特首及立法會?成立公民黨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到,但似乎亦很難,那不如交由全港市民,你們自己決定啦。這個運動完全不激進,可能 社民連的口號比較激進。但如果不成事,是否就不做呢?香港人太現實了,稍為動一下就說沒可能、沒結果,你看山西黃家嶺礦難事故、奧巴馬的醫改,即使是高難 度都應該做。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激發關信基有這一份堅持的,是一宗小故事。六十年代初,他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讀書,二年級時,閱報得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一位女生某天不幸 遇上車禍昏迷,變成植物人。父母辭工不離不棄照顧女兒,並自資出書免費派給學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其後,他們不惜千里迢迢到美國嘗試新藥,並堅拒 讓女兒安樂死。關信基話,自己當時深受感動,於是主動接觸及捐款予這一家人,但每一次探訪都忍不住哭出來。縱使關信基當時哭得多激動,但眼前的關信基在憶 述這事件時,非常理性冷靜。
「這件事對你有好大意義?」
「好感謝這個家庭使我對人生有所認識,所以,我永遠不會係個悲觀的人,任何事情都有希望。好似公投咁,實失敗架咩?係咩?一定係咩?唔到最後一個禮 拜、唔到最後一日,你點知呀?民主實冇呀?你點知呀?」
第二件對關信基影響深遠的事情,則是「柏林的一九六八,激進初體驗」,當時二十八歲仔,第一次見證所謂的激進學生運動,關信基直言:「大開眼界」, 最記得的是左派學生火燒亞洲與非洲研究中心,當局出動消防車撲火;之後,左派學生又佔據漢學所,「這些只係例子,與現時的公投做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
「咁你有冇參與呀?」
「我係咁理性溫和的關信基,點會參與呀?!」
「咁當時的心情如何?」
「我想不起來了,可以講肯定唔係討厭,否則唔會聽他們演講。我性格之一就係好冷靜,即使這麼激烈的場合,我都可以好冷靜不受場合影響。我估計,當時 可能都係這樣,就是想了解事情,抱着學習的心態。」


行動本身只是表達方式
但可以肯定的是,事件並無使關信基走向激進,反而引導他留意手法背後的主張,「行動本身只是表達的方式,引起人注意的方式,否則冇人會注意他們的主 張,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多注意人地的主張,例如校政民主化等」。他最崇拜一位名為「Duschke(德文)」的學生領袖,事隔三十二年,已經忘了他是 誰,只記得該人書不離身,一有時間就看書,能言善辯,思想敏捷,演講時經常引經據典。
「咁你有冇同佢交流?」
「梗係冇啦。我算係咩嘢?!而且又係一個外國學生。」
可是,誰會想到這位外國學生,關信基,日後成了香港政治學術界的權威?
關信基一九四〇年生於澳門,童年回憶已洗刷得七七八八,在澳門讀書的日子最鐘意到白鴿巢公園後山的峭壁中看書,明明寫住「危險!請勿進入」,但關信 基一於少理,愛冒險,經常獨個兒坐在那裏看書、發白日夢。但永遠忘不了小時候過着自由自在猶如「無腳雀仔」的生活,皆因當時父母經常因做藥材生意而四處奔 走,將其交由一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家姐照顧。關信基形容,家姐「好淋」,「我追求自己的自由,鍾意做乜就做乜,成日唔喺屋企,喺出面遊蕩、瞓覺、睇 戲」。所謂「睇戲」,是隨便拉着一個大人的衫角就入場。
「咁都得?」
「點解唔得?嗰陣時,個個人都好友善,大家彼此間好信任。」

政治如太極相生相尅
退下教學前線的關信基決不清閑,日程排得滿滿,但每天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耍太極,未至於耍得好叻但算唔錯。現實上,他卻非一個愛「耍太極」的人。訪 問當天,攝影師希望他即席示範太極拳,關信基二話不說,就在聯合書院政政系行政大樓旁的草地上準備,「總之你導演得啦,唔使客氣」。但見其人出拳前收起笑 臉,有時瞇上眼睛,站立數秒,然後「八段錦」、「達摩易筋經」、「金雞獨立」、「十字手」等,示範不同的式子。
關信基並介紹耍太極其中兩個重要口訣──「虛靈頂勁」,即排除心中所有雜念,去感覺身體每一個動作及氣息,從而達至放鬆的感覺;第二則要「用意不用 力」,即不要用盲力,慢慢這些口訣融滙成為其生活的態度。如何將太極精神融入生活?太極拳不僅可強身健體,而且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動作,簡單如走路時擺手、 開門、擦牙等等,都會不知不覺間運用了太極的拳術,好處是可節省不少能量。
太極拳講求以柔制剛,關信基笑笑口說:「離開咗課室,我其實好溫柔架」。他第一次接觸太極,是在一九五九年念大學的時候,隨意與班上一位同學仔鬧着 玩,第一個學的式子叫「左右攬雀尾」,學吓停吓,直至四五年前,柔靜太極拳研藝社在中大開班,他才開始真正有系統地耍太極至今。
關信基又曾寫過政治矛盾與太極拳術,收錄於《拳以載道》其中一篇序言,認為社會應該認識政治有合作亦有衝突,正如太極圖中陰陽互相制衡,最重要是認 識衝突中的正面作用,「一個政體如果像太極圖,就是表示政治競爭、矛盾、衡突和反對也可以是好的」。
適逢香港的前宗主國剛剛改朝變代,雖然出現懸浮國會的情況,但呈現世人眼前是一種可以有共識的政治文化。正如關信基在書中所言:「政治就像太極那 樣,是個相生相剋的、朝向圓滿的創造工程。英國人政治歷練比較到家,他們尊重政治反對,且把這文化制度化起來,透過憲法慣例、組織安排,讓反對黨有足夠空 間去監察政府,與政府競爭,甚至獲取機會執政。這種政治風度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可否透過勤練及體會太極有所得着呢?」

桃李滿門 「學生好怕我」
在中大執教了三十七年的關信基教授(中大人稱他為Dr. Kwan),今年七十歲了,是公認的政治學術界權威,年前退休,現時仍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在中大留有半間辦公室。雖說是權威,但筆者不會用一 個「惡」字來形容Dr. Kwan,反而覺得他頗為平易近人,不時開懷大笑,有時甚至散發一種老頑童的感覺,筆者心中猜想他一定深受學生歡迎。不過,Dr. Kwan反指,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上堂時一絲不拘,「學生都好怕我。」
有幾怕呢?八十後的畢業生說,Dr. Kwan好好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最緊要係唔hea,資料全面豐富」;但八十年代的學生馬嶽則說,Dr. Kwan令人心生敬畏。事實上,Dr. Kwan桃李滿門,比較常評論時政的包括馬嶽、蔡子強、陳健民、陳祖為、張楚勇,以及成名等等。
訪問當天,恰巧遇上Dr. Kwan口中的入室弟子,現時同在政治系任教的馬嶽,回想起昔日師生相處的時光,馬嶽坦言:「當時係喺震慄中度過」。有幾「震慄」?馬嶽眼中的Dr. Kwan,是一位不苟言笑、邏輯性極強、要求又嚴謹的老師。
首次接觸Dr. Kwan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馬嶽修讀Dr. Kwan的政治分析學,上堂時「好驚!」因為這位老師要求用字精準,「你講嘢要好準確,用錯咗terms,佢會立即糾正你」。不過,這種謹慎態度對馬嶽影 響甚深,以至他現在評論政事,都再三考量用字,「翌日睇番傳媒的寫法,好容易就知道有冇寫錯,因為有啲字我一定唔會咁用」。
自教書以來,馬嶽更加佩服Dr. Kwan,包括充足的備課工作;同一個課程,可以有三套不同教學系統,「兩套都難啦,更何況三套?我做佢助教,以為睇過晒啲readings,點知,第二 年,完全係另一套嘢。」
對於教學,Dr. Kwan自言,會盡量減少學生的必修科,希望學生多選修其他學系的課程。他又特別鍾意上導修課,讓同學自由討論,「我非迫不得已都唔會令學生唔合格,培育 學生需要的是鼓勵而非懲罰,你俾佢唔合格就會冇晒學習動機,我只係對俾A有所吝嗇」。
敬佩是一回事,但對於今次公民黨參與五區公投的決定,馬嶽大表反對,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馬嶽堅持,公投運動未在泛民主派中得到全面論證, 就倉卒付諸落實,相信很難有預期的結果。對此,Dr. Kwan直言,無所謂,強調學生有自己看法,「他們反對,唔係因為呢個運動本身激烈,他們比較重視結果,我們重過程。結果當然都重要,我們亦好重視,但那 不是唯一的。」

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王雅雋: 星期日談情﹕香港人的慾望(四)﹕潔癖(下)

(明報)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05:10
原文

【明報專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中小學生都記得那個綠皮紅點、
長著兩顆獠牙的大鼻子「垃圾蟲」──不信?請跟我唱﹕
「呢個垃圾蟲(at at at 三吓音樂),
垃圾蟲,垃圾蟲,製造垃圾損市容,
垃圾蟲,垃圾蟲,協力消除垃圾蟲。」(註1)
哼得出這支歌仔的人也許還參加過學校舉辦的
以「垃圾蟲」為主題的海報比賽、
標語比賽和作文比賽──當然,還有清潔比賽。
那場聲勢浩大的「清潔香港運動」幾乎貫穿整個七十年代,
「垃圾蟲」帶著「清潔香港」的信息隨處可見,
在電視裏、巴士上,甚至卡通片中,真正是家喻戶曉,深入民心。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中小學生也許依稀記得那個頭戴黃帽、手持掃帚的藍皮綠褲的大肚子「清潔龍」,而學校裏也舉行過標語創作比賽之類的活動,可是他 們的印象不深刻,因為當時的香港市容已經比較乾淨,學校裏又長期僱有清潔工,不再需要同學們落手落腳地搞衛生了。
本世紀的今天,香港中小學生所熟悉的是全校停課和每日消毒,連電視裏也有教﹕「唔舒服就唔好返學啦!」
來之不易的清潔
走遍大陸、台灣和全世界的「中國城」,香港是我所見過的最乾淨的華人聚居地。初來貴 地,我簡直以為香港人擺脫了「髒亂差」的文化基因,不是龍的傳人了。
詳查歷史,才發現香港的這份清潔來之不易。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政府就開始在全港推行公民教育和「清潔香港」的宣傳活動,半個世紀以來從未間斷過。 過程中,適逢亞洲地區經濟起飛,本城百姓終於脫胎換骨,跑步進入乾淨整潔的現代都市文明。
雖然,今天,在香港的某些公共屋村仍可發現隨地亂扔垃圾的現象,但那很可能是新移民幹 的,本城百姓對於自己的公德私德皆有信心,在維護香港清潔方面,斷不會輸給外地人。自SARS後,香港人驀地發現外面(比如內地)不只會跑來難民,而且會傳來瘟疫,由 是更加注重衛生檢疫。及至新型流感侵襲本港,市民們已能夠相當嫺熟地對那些在公共場所咳嗽和打噴嚏的人路人以目了。
如今,每日在地鐵站裏用三種語言反覆播送的「吐痰時請用紙巾包裹痰沫」,有兩種語言其實 是作陪襯的,真是難為了本城百姓為表禮貌周全的一片心意,不領情都不行。
香港的這份清潔與秩序,四代人含辛茹苦,足足花了五十年才基本使之成形,怎能容許外人輕易來搞破壞?香港人望著自家的這座城市,怎麼看怎麼覺得乾 淨,別說去趟深圳,就算到了紐約, 也要想家想得不行,直覺得外面真是髒死了,人還不會排隊。
不會搗亂的晚輩
成長在這種環境下的年輕人,以為世界本是清潔有序的,暫時沒有得到的東西,排隊等等應該就會有了吧?所以他們被動聽話得出了名。本地的長輩們(請注 意,他們是經歷過「垃圾蟲」時代的)對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主要有兩種態度。
一種是「恨鐵不成鋼」。記得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我偶爾去參加「星期五俱樂部」,那是蔡錫昌先生主持的一個小型文化沙龍,非常有趣。有一次,蔡先生請來呂大樂教授座談,開場前循例請大家作自我 介紹,發現到場的內地學生竟然比香港學生還多,兩位先生面面相覷,有些無奈地說﹕「每次舉辦這樣的活動,我們的同學總不及內地同學來得踴躍呀。」他們臉上 的那種表情我實在太熟悉了——小時候我不肯吃飯,我媽就會說﹕「你看靜靜姐姐吃得多好!」我白眼一翻﹕「那給靜靜姐姐吃。」我媽臉上就會出現那種表情。
另一種態度是「不准鐵成鋼」。難得有幾個八十後的後生肯落手落腳出來調皮了,長輩們急匆匆地趕緊跑來冷嘲熱諷。在他們看來,這些「搞事」的年輕人, 男生想必是不學無術找不到正經工作,女生一定是天性淫蕩跑出來過「女神」癮。他們自己沒有做過香港的主人,便覺得自己生的種應該也不是那塊料,所以不僅不 對自家孩子的義氣舉動表示支持和鼓勵,更想方設法對其打壓限制,甚至與其劃清界線。當然,這種表情我也是很熟悉的——你以為我為什麼要偷偷在香港寫報紙 呢?
兩頭不到岸的政治
我認為香港人搞不了政治倒不是因為「殖民地人民的先天性不足」,而是他們「後天養成的潔癖」。我偶爾看看本地新聞裏的政治人物,有時候就會「中共上 身」,老練地想﹕「這幫人成不了氣候,不足慮矣。」
首先,無論是所謂的「親中派」還是「民主派」,目前他們都欠缺 政治的人脈(中央無人疼),卻又不肯切實爭取民眾的支持(地方沒人愛)。毛澤東在 1927年還沒有政治的人脈(那時候第一次「國共合作」,別說毛澤東,就連整個中國共產黨也缺乏政治資源),於是他就去了湖南,深刻調查了基層矛盾,寫成《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事實上,早在1925年,毛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些工作都是搞運動的髒活累活,我看不出今天有哪個政治人物好好地研究過 本地民生,個個只會口口聲聲地喊民主,又不知道是在為誰爭取民權。
在既沒有政治人脈,又不獲基層支持的情况下,無論是哪一派的政治人物,他們都玩得相當尷尬,非常孤獨,十分氣餒,大概沒多久就要玩完了。其實我很同 情他們,想想看,「港人治港」是個新鮮事物,誰也沒經驗嘛!那在朝之臣,從前與洋人共事,無論多麼 不和睦,總隔著一層,不至於反目;如今和北佬共事,想隔一層吧,對方不樂意,非要跟你同胞同胞的,搞得污煙瘴氣,真難辦呀。那在野之臣呢,從前礙著英文不 利索,不敢亂講話;如今立法會講廣東話了,一個兩個操起母語來罵人,何其爽快流利啊!
懂人民的領袖
至於八十後的這些熱血青年,我為他們感到無力。他們犯了前輩的所有錯誤而不自知,應該也調皮不了多久了。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最近他們在網上聲援一位 時薪只有20塊還被解僱了的阿姨,說要「封殺」那小食店。阿姨無奈地感謝大家的好意,說﹕「請大家不要報復僱主,送我兩包米也許更能幫到忙。」如果你連人 民需要什麼都不了解,又有什麼資格代表他們說話呢?
那麼,還有「政治娛樂化」的問題。十年前克林頓就 差點被萊溫斯基拉下台了,請不要天真地以為「私生活」與「政治理念」沒有關係。如果你希望站在台上能吸引萬千市民的目光,哄他們投你的票,為什麼會幻想下 了台他們就不認識你了呢?如果你認為他們甚至還曉得「非禮勿視」,那真對不起,恐怕你高估了民智,人民要是有這樣的分辨力和判斷力,要你這個領袖做什麼?
上星期有位林先生寫文章,末尾特別感謝女朋友「不殺之恩」,我在星期天一大早接到電話聽說這個玩笑,起初還不肯相信。眼見為實,在此只想奉勸那位懼 內的戀愛中的林先生,如果想要我們拿你當真,請不要這樣主動娛樂自己了吧,唔舒服就唔好返學啦!
這篇文章又寫刻薄了。多方得罪,非我本意。其實我只想提出一點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如果想為香港做些事,需要的不僅僅是「某些時候要站前一點」, 還有「走近一點」、「靠後一點」、「望遠一點」,以及,「一直在那裏」。
(註1)資料來源:香港討論區(最近訪問:2010年4月20日)
http://www3.uwants.com
(你們不會真以為我會唱吧?)
文 王雅雋
編輯 蔡曉彤

2010年4月23日 星期五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明報)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05:10
原文

曾經,中共對幫過它一把的黨外人士,或者說,曾經是合作伙伴的朋友甚或是對手是相當的推心置腹,甚至不惜犧牲同志的生命來保護這些人。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脅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聯手抗擊日寇,周恩來    趕 到西安再三勸張學良勿殺蔣介石;同一時間,宋美齡與顧問端納由南京直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幾經波折,張學良願意釋放蔣介石,還親自陪同蔣宋飛回南京謝罪。 這一謝,足足謝了半個世紀,蔣介石由此背上不仁不義之名,但這都是後話。當人還在西安的周恩來聽到張學良要同蔣介石回南京,連忙趕到機場阻止,但還是眼睜 睜看著已在半空的專機,周恩來喟然歎說,漢卿(張學良字漢卿)看京劇看得中毒太深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    兵臨平津,中共這時已是幾百萬兵馬的長勝軍,蔣介石派出心腹張治中將軍 率領六人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以圖苟延殘喘多一會。中共看穿老蔣這一著,開出沒法接受的條件,會談破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周恩來很喜歡張治中這個對手,知 道張治中失敗而回的下場若何。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朋友了,這次不能再對不起另一個朋友,於是暗中把張治中全家接到北平,不致遭蔣毒 手。

因此,那天唐英年    公布政改方案,令一心要和談的溫和民主派    關在門外,沒有回應這些一度對北京    有 期盼的民主派人士,我不禁愕然。先不說溫和派之後將如何自處,而是這一對待企圖向中共推心置腹的朋友做法,和周恩來對待曾經是戰場上對頭人張治中的實在差 太遠了。這到底是有人看京劇中毒太深,抑或是溫和派沒有張治中那種的被統戰斤両,這是未來中港博弈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我不知道溫和派是怎樣走上這條與中共溝通從而達到政制發展的終極目標的道路。應該說,以民主派長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從方案設想到實踐執行,以至與六四    事件的立場干係,想必都在他們的長考之內。社會上當時有一些看法,覺得溫 和派這種嘗試未為不可,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得與失也不會有太大政治後果。這是其中之一的回應。不過,除了這種wait and see的一群,我反而更欣賞公民黨    和社民連的抑束回 應。按理說,以陳偉業    梁國雄    黃毓民    的動輒開罵議政作風,對於溫和派汲汲於要與中共溝通有異於民主派傳統的 做法,不開腔罵娘或更甚者喚此為港奸賣港,已經是相當克制的了。

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成熟表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同樣地,溫和派也對公社兩黨鐵了心要在五月十六日公投大幹一場也沒有多大反彈,除了間中讓人覺得揪 心的是和官方同一個調調,有人明的暗的說五月十六日當天不去投票。這不免令人覺得,民主派畢竟都是同喝一窩涮湯,不應你北上去喝就可以,人家就地喝就說那 湯酸。跟著下來的幾幕可說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奇景﹕林瑞麟    坐 進民主黨    會議侃侃而談,唐英年也說會安排溫和派與中央溝通,曾鈺成    立法會    議 員在世博開幕時到上海    看看,不少人演繹言下之意是在上海可能上演一齣世博傳奇﹕大伙在會場巧 遇中央領導人,興之所至,談到香港的未來政制發展。
為什麼要讓你小小的香港?

那幾天的香港在一連串樂觀氛圍之下,頗也有把酒酧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氣氛。不過,在這幾乎樂昏頭的環境裏,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連美國    佬也怕它三分的今天,中共為什麼要在政制發展上讓你小小的香港?這是欠缺 史觀的無知,抑或是有誰打了保票說必定會如此如此,很值得政治記者詳細追查下去。我想說的是,中共每次組織統一戰線,都是在吃了大虧或勢孤力弱之下才出手 的,當它財(人)雄勢大,對被統戰者是施捨多於拉攏的融合。《張學良——口述歷史》二百九十五頁——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最佩服他!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剌透了!……周恩來說﹕『如果 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
「『我去說一說。』我自個兒太驕傲了,我說﹕『我去說一說蔣先生,我可能把他順利說服了……』」
這是前不久去世的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去年二月出版的書。唐教授是國際知名史家,胡適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成果,不可能在記敍張學良的口述時出疪漏。一 九三六年的中共羽翼未豐,抗日戰線上無大作為,倒過來給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追剿得四處逃竄,從出發時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剩下五萬。中共叫這段從一 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做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那時應是捧著幾萬兵馬圖個休養生息東山再起,周恩來對張學良 的說話,「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今天看來完全是第一流的統戰手段,也看到七十年前中共拿得起放得下的實用 主義﹕只要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今天蹲下替你擦皮鞋,明天站起來比你高出一個頭。
歲月匆匆,當年只五萬人馬幾千條槍的中共,如今光是外匯便二萬億美元    , 老子說了就算,這便很難讓人明白,如果它不情願,把幾條航空母艦拉到東海朝著它都沒轍,當然,如果它心甘情願,明天就給你普選    也沒問題。但是誰都知道,當奧巴馬    政 府裏最講人權的國務卿希拉里都「務實」得在中南海    一句人權都不提,要 中共在香港政制上讓你一口子那是難比登天——給你是人情,不給又怎樣?要上街都上了,今天香港缺了大陸從水到副食品到買豪宅資金到似有還無的港股直通車中 的隨便一樣都有你受,哪還要北京在政制上聽你幾號人的?

香港民主派內的溫和派把一切都押在與中共溝通這一塊,不能說他們純粹是天真爛漫,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把中共政權的六四鎮壓身分暫且放下,而與這個政 權的另一身分溝通香港政制,應該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都二十一年了,年年六四晚會都揮拳疾呼平反六四,轉過頭來卻要和這個政權談到香港的政制改革,怎 樣向巿民交代從「砌」而轉「傾」而轉至「又砌又傾」,不僅是政治身段的變化,而是如何在政治人格作出調整。這段話不是要讓溫和派穿小鞋,眾所周知,香港民 主派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鮮血中集結而成,二十年來都在這一道德高地率領香港巿民要求平反這場鎮壓,也率領香港巿民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義以及更大空間 的政制改革,今天,二十年來的對頭忽然變成談判桌上的對手,怎麼說也不可能讓人們馬上就能接受。

我同意溫和派是從政制改革稍縱即逝、不能再錯失機會的角度下走出他們的第一步,但是這一苦心香港社會能夠通盤了解並接受麼?他們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有想過那年那月走進投票間,不問政綱只道是民主派便投下一票的群眾麼?當然,代議政制的要點在於「代議」兩字,投票給你,以後海闊天空誰都管不著,直至下 次選舉為止,但這一mandate畢竟是有時限的。我保證溫和派連這點也考慮了,他們的想法應該是,把應掙的都掙回來,到下次立法會選舉,把這些作為戰績 爭取支持,按道理說,這比大聲疾呼「第三百二十七次向您匯報,成功爭取公廁自動冲水系統」漂亮多。可是,一旦爭取不到政制改革,那該乍辦?
這倒不是我為溫和派痛心的理由。我感到心如刀割的是,溫和派冒著讓人喚港奸的風險伸出橄欖枝,卻得到熱臉孔貼上冷屁股的結局,實在太不值得。上星期 三深夜,應是溫和派一眾朋友錐心裂肺的時刻,如果像報道說的那樣,上午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還要待著下午喬曉陽    的 講話,幾個鐘頭之差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事實是喬曉陽的講話並無新意,溫和派到這刻才有人說受騙。這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有苦自己知,說得濫 俗一點,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長年推動民主政改的民主派人士來說,二○○三年七一亢奮之後的低谷是令人傷感的——中共態度愈趨強硬,戰友一個接一個投向北京,國際大氣候也益發 時不予我,在紅區當反對派不僅是吃力不討好,還會給罵作一粒蟑螂屎弄糟一整鍋湯。在這一過程之間,個別人有別的想法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放軟身段得到的卻是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對待。若說,算了,個人榮辱不過閃眼雲煙,倘是換來香港政制不會原地踏步也是好事,可是如今得到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要「為了大 局著想」不能大呼小叫喊冤痛罵,這是為了什麼?
這一刻,也許會有人想起周恩來,想起中共建政前夕,周恩來把曾經幫過中共的民主人士護送到北京,免得他們受到日落西山的蔣介石加害的歷史;他們也許 想起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時刻,周恩來提議一份應予保護人士名單,宋慶齡、章士釗、程潛、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等,以免受到紅衛兵迫害。中共每次講 到這些人時總有一句「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今天香港也有一批民主人士,卻沒有得到張治中蔡廷鍇的「肝膽相照」待遇,思前想後,該不是怨周總理走得太早了 吧?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