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六四事件發生在1989年，但不少香港人至今仍然念念不忘。我們以多元的方法探討何以香港的六四集體記憶歷久不衰。我們提出的模型包括三個主要行動者：傳 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集體記憶是上述三方面在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下角力互動的結果，而事件的性質也在當中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發現，集體記憶的穩定性 主要有賴於傳媒能否在事件形成時產生深刻的社會烙印作用。這是集體記憶得以流傳的先決條件，但之後能否得以保護及擴延則視乎有否相應的社會組織和傳媒運作 的自由，以及社會政治環境為事件或跟事件有關的集體記憶提供了甚麼樣的論述機會。論文在分析香港人的六四記憶這個案之餘，亦談及本個案對集體記憶研究的理 論意義。
關鍵詞：六四事件、集體記憶、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
《全文》
壹、引言
「參
六四事件發生在1989年，至今已有20年，期內中港臺三地及 世界格局均已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大陸實行市場化、大力發展經濟、進入世貿組織，累積下來如今已成為僅次於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系，政經地位受到各國重 視。臺灣政治上在開放黨禁和報禁的基礎上實行民主化，出現兩黨輪替局面，而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也隨著國民黨重新執政而變得緩和。香港業已回歸，成為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按一國兩制的理念摸索前行，政制逐步走向民主，經濟和社會文化與大陸形成融合之勢。世界的局面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先是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陣 營的瓦解，繼而市場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恐怖主義驟起，地區戰爭此起彼伏，歐洲一體化，中國崛起，世界走向多極。
當歷史以快速的步伐變化的時候， 六四事件在世界上已淡出公眾視野，集體記憶似有若無。以同是華人社會的臺灣為例，2009年在臺灣參與紀念活動的人寥寥可數。六四集體記憶表現最為「乾淨」的是中國大陸， 無論是在大眾傳媒或是互聯網，六四成了禁忌，誰也提不得。與此等遺忘現象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每年皆有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及其他一系列紀念活動的香港。表一顯 示，每年燭光晚會出席人數大概有三數萬人，遇到重大紀念的年份更不止此數，2009年的20周年晚會就有高達十五萬人參與，1傳媒的相關報 導也有不少，而民調顯示大多數人皆主張中央平反六四。
表一：歷年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 年份 | 警方數字 | 支聯會數字 | 年份 | 警方數字 | 支聯會數字 |
| 2009 | 62,000 | 150,000 | 1999 | 無 | 70,000 |
| 2008 | 15,000 | 48,000 | 1998 | 無 | 40,000 |
| 2007 | 27,000 | 55,000 | 1997 | 無 | 55,000 |
| 2006 | 19,000 | 44,000 | 1996 | 16,000 | 45,000 |
| 2005 | 22,000 | 45,000 | 1995 | 16,000 | 35,000 |
| 2004 | 48,000 | 82,000 | 1994 | 12,000 | 45,000 |
| 2003 | 警方拒絕 透露數字 | 50,000 | 1993 | 10,000 | 40,000 |
| 2002 | 18,000 | 45,000 | 1992 | 28,000 | 80,000 |
| 2001 | 無 | 48,000 | 1991 | 60,000 | 100,000 |
| 2000 | 無 | 45,000 | 1990 | 80,000 | 150,000 |
資料來源：《明報》歷年6月5日報導
二十年來香港人念念不忘六四，每 年六四滿佈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照片已經成為香港人沒有忘記六四事件的象徵，不少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也承認香港是最記得六四的社會，其韌力往往使他們感動不 已。
二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算長，但在 現代社會高速發展的脈絡下則不算短。香港的變速更是驚人，社會議題更新速度非常快，但每年六四，有關的議題仍能引起社會顯著的反應，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從這一現實出發，我們想問：何以香港的六四集體記歷久不衰？
六四是世界的重大事件，見於報刊 和電子傳媒的報導和分析多不勝數，有關書籍多年來也出版了一些，直到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時，香港更出現了六四新書的「井噴」現象。2從這些書的 名字，如《歷史的大爆炸》、《六四日記》、《血路1989》、《天安門‧路在何方》、《100六四人物20年》等等，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中國政治和民運歷程方面。關於香港 六四的專著好像一本也沒有，只有一批新聞工作者重印他們當年的採訪回顧《人民不會忘記》和資深新聞工作者陳潤芝所著的六四人物訪問錄《六四20》。
同時，關於六四的學術著作其實並 不多。趙鼎新（Zhao, 2001）的專著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探討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與影響，並分析學生如何以非正 規的傳播渠道，好像口傳、大字報、傳單和學生控制的廣播站、以至國際傳媒等進行交流和通報消息。社會學家Calhoun（1994）則集中探索六四 天安門運動如何受文化和政治鬥爭影響，有什麼偶然因素和社會基礎令這個運動得以發生。何舟（He, 1996）以傳播的問題為焦點，透過人民日報和美國之 音的內容分析以及訪問在美中國學生和民運領袖、中國記者和目擊者，分析大眾傳媒與示威者的互動。在另一研究中，何舟與祝建華（He & Zhu, 1994）指出美國之音是最多人用的「另類新聞媒介」，對運動起著助長作用。Mackinnon（1992）也認為美國媒體與中國媒體對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同時產生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
六四受傳媒注目，但是報導取向卻 又不同。Lee與Yang（1995）發現不同國家的媒體對六四的報導跟那些國家在事件上的「國家利益」有密切的關 係：從經濟及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日本有需要跟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相反在冷戰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已減，所以美國傳媒對民運展示較支持 的態度。同樣道理，Wang（1992）比較六個地區傳媒對六四的報導，最後發現政治意識形態及外交政策比地理及文化的接 近性的影響更大。李金銓與陳韜文（Lee & Chan, 1990）集中分析香港傳媒在六四期間的報導及立論。他們發現，左中右的報紙對中國的鎮壓 政策一致採取批評態度，對民運則表示同情與支持。
由於六四的符號象徵豐富，而且傳 揚世界，是以六四的符號跟中國的形象往往相提並論（Kluver, 2002）。黃維林一人勇對坦克的畫面已成了反抗專制最使人難忘的畫面。就算到了今天，國 際傳媒仍然以六四作為衡量中國當今抗爭活動的參考。不過，一些學者卻認為以六四作為世界青年人對抗強權政府的符號，會簡化歷史以及當代的現實，並掩蓋當今 抗爭事件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及其中的複雜性（Marchetti, 2006; Wasserstrom, 2003）。
以上簡單的文獻檢閱顯示，現有六 四研究多是以事件發生的成因過程與及傳媒如何報導事件為焦點。雖然這些研究對我們而言是有用的參考，但是直接從集體記憶角度進行探究的則未嘗有。我們希望 本研究就開放社會如何建構集體記憶提出我們的答案，並填補六四集體記憶研究的空白。
貳、集體記憶研究及分析架構
集體記憶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關 於集體記憶的定義或有不同，但是它們所強調的離不開記憶的社會性，即是說記憶是為社群對過去的建構，是共同創造的結果，不是個人記憶的總和 （Schuman & Scott, 1989; Schwartz, 1991; Zerubavel, 1996）。這種看法是跟集體記憶研究的先行者Maurice Halbwachs（1992）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他把傳播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引入集體記憶，因而使集體記憶研究 超越心理層次而進入社會層次。Halbwachs認為集體記憶是社群、階級或民族對過去共同經驗的記憶，同時他認為集體記憶就是群體 認同的延伸。Barbara Misztal（2003: 7）根據各家之說而作出一個綜合定義，認為「集體記憶是社群對過去的再現，由集體共 用和紀念，它既可啟動社群的認同、現狀及願景，也可賦予它們實質的意義。」
雖然這個定義沒有認為記憶是一成 不變的，但是它對集體記憶可以因為爭持及環境而變動則強調不足。與之相比較，Michael Schudson（1992, 1995, 1997）認為集體記憶是商議妥協的結果的觀點，較符合我們本文的分析的出發點。我們想強調的是：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過程中 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經驗、利益、價值觀等出發而進行鬥爭、商議及互動，試圖影響社會對過去的記憶。至於集體記憶是否對社群的認同、現實和願景有其影響，我 們認為那是集體記憶的效應問題，不一定要包括在定義之內。
根據Misztal（2003）的劃分，研究集 體記憶的路徑可分為強調集體記憶的社會性的社會脈絡取向（embededness in social context）（Halbwachs, 1992）、強調國家對創立傳統控制的取向（control over invention of traditions）（Hobsbawn & Ranger, 1983）、強調大眾另類記憶的取向（public memory approach）（Zerubvel, 1981）和強調集體記憶是商議妥協的取向（collective memory as negotiation process）（Schudson, 1992, 1995, 1997）。Halbwachs（1992）認為集體記憶是社會性的，這是現代研究者的共識，不過他以為認同先於集體記憶而 存在，傾向認為集體記憶是不變的，這些想法跟現代研究的結果有所出入。國家對記憶性傳統控制的取向則是以民族國家作為集體記憶的中心，也傾向認為集體記憶 是恆常的，這種取向多應用於集權國家的集體記憶研究。與此背道而馳是大眾另類記憶的研究取向，認為記憶的主體在民眾，可以發展出跟官方或者主流記憶相反的 記憶。我們認為無論是以民族國家或是社會大眾作為中心都是一種因應特定環境的集體記憶形態。普遍地說，我們可以把集體記憶看成是社會商議鬥爭的過程。這過 程中的 參與者是不同的詮釋團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Zelizer, 1992），而集體記憶就是這論述競爭的結 果。這種取向較為適用於自由開放的社會，所以本文基本上亦採納這個觀點。
雖然論述競爭甚為重要，但Schudson等研究者 並沒有採取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認為過去完全任人隨意塑造。那麼，集體記憶的生成和演變的實際過程如何？有什麼因素影響有關集體記憶的論述競爭的過程和結 果？甚麼人和組織在社會爭持商議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這些理論問題是我們能否破解香港 人不能忘記六四之謎的關鍵。從這些理論問題出發，我們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以分析六四集體記憶的生成和演變。如圖一所示，我們把塑造集體記憶的主要行動者 分為傳媒、社會組織，以及民族國家。集體記憶的基礎是社群有共同的經驗、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感情。由於現代社會空間廣寬、人口多、機構龐複，事事由人親歷 已是不可能，所謂經驗，很多時候是一種「媒介化」的經驗，而認識以至情感也受到傳媒報導的影響。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傳媒是公眾論述的參與者，也是公眾論 述鬥爭的場所。此外，傳媒是社會各方賴以知悉社會動態的工具，所以傳媒是分析模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
不過，在集體記憶的生成及演變 中，傳媒不一定佔主導的地位。相反，受著專業主義的限制，傳媒在製作新聞時極依賴於從其他社會組織而來的資訊和意見。所以社會組織是分析框架中另一類主要 的行動者。確切點說，社會組織是指傳媒以外的社會機構、組織或群體；它們的取向可以是大體一致的，也可以是對立的。在有關集體記憶的爭持商議中，它們有的 會為集體記憶訂下有利於自己目標的定義，有的則擔當各集體記憶定義的「贊助人」，有的則可能嘗試把集體記憶消除或模糊化。另外，個別社會組織更可能負擔著 組織群眾的工作。在六四問題上，在89年六四期間成立的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擔當著尤其重要的角色。故 此，我們以下的分析亦會較集中在支聯會的工作上。
至於民族國家，實際上就是指政 府。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一樣，對有關某一事件的集體記憶有自己所偏向的定義，所以政府也可能成為某種集體記憶定義的「贊助人」，在另一些事件上則可能主動 消除集體記憶。但作為權力的擁有者，民族國家在參與論述競爭時，它的地位、它所要遵守的原則、它所引發的來自民眾、傳媒，以及社會組織的反應均與一般社會 組織不一樣。所以它需要獨立的處理。
雖然每一個集體記憶牽涉到的具體 行動者並不一致，但是以政治議題來說，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三方面的參與是必然的。集體記憶是上述三個主要方面互動的結果，至於誰的影響較大，則要視 乎議題及相關的動態。另外，圖一所顯示的主要是在公共領域中所進行的集體記憶的爭持商議過程。在這個過程背後，一般市民的人際傳播其實也對集體記憶的形成 和傳承起一定的作用。事實上，傳播除了可以透過傳媒進行外，經驗、認知和情感也可靠口語相傳。而當社會組織嘗試發動市民參與集體行動以紀念歷史事件時，市 民之間的互相討論和動員亦可能對集體行動的成功與否有重要的影響。不過，我們並沒有將市民間的人際傳播納入圖一，一方面是因為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公共領 域中的論述競爭之上，另一方面是因為人際傳播可說是滲透於圖一每個位置的，它是公共論述競爭的重要背景。不過，在傳媒受到嚴厲控制的社會中，一些與官方記 憶相反的集體記憶很有可能主要是依靠人際傳播來延續的。在大眾傳媒出現之前的社會，口傳大概也是集體記憶流傳的主要途徑。作為一個更普遍的模式，我們或許 應該把傳媒延伸為傳播，其中包括媒介和人際傳播。但基於前面所說的理由，我們在表一只突出傳媒。
分析框架表明集體記憶是可以經過 時間及因素間的爭持而改變的。換言之，集體記憶1跟集體記憶2理論上可以是同一的，但也可以隨時間轉移而變易。這裡便產生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除了行動者的行為和策略外，有甚麼其他因素會影響到集體記憶在內容上的穩定性？
就這個問題，有兩個因素是特別重 要的。首先，「事件」有它們自身不可抹殺的地方。其內在性質及事實有相對獨立的位置，不由人隨意捏造。我們可以借用符號學的說法，指事件和文本一樣，有 「開放」和「封閉」之分，開放的事件比封閉的事件更容易產生多元的解讀。而一件事件有多開放或封閉，則可能取決於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事件的過程有沒有被準 確地記錄下來、事件有否觸及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以及事件在發生時有沒有給人留下深刻的「烙印」等。從這個角度看，六四事件是相對封閉的，而且六四事件對香 港市民造成的是深刻的烙印。這封閉性及烙印效應對有關六四事件的論述競爭有根本性的影響。我們會在分析中再詳述這點。
第二，論述競爭是在一定的社會及 政治場景（context）下進行的。雖然為了展示上的清晰起見，我們沒有在圖一表明，但其實「場景」也是理論框架的一部份。傳媒和社會組織雖然是重要 的行動者，但它們同時也是社會的產物，受到社會文化和權力結構的約制，所以傳媒和社會組織的論說原則和喜怒哀樂也不能脫離其賴以生存的社會。事實上，有關 六四的論述競爭可能在不同的社會中都會出現，但不同社會中的論述競爭卻會得出不同的結果。但我們可以怎樣將「場景」的影響作較為系統和具體的討論呢？在本 文中我們借用社會運動學者Ferree與Gamson等人（2002）提出的「論述機會結構」（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這個概念。該幾位學者在分析美德兩 國有關墮胎問題的公眾論述時指出，一個社會的基本文化價值觀、社會形態、政治環境、同時發生的其他事件等因素，會令某些議題較為受人關注，某些觀點較容易 被表達出來，某些說法較能夠產生共鳴。就六四事件而言，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政治環境，讓六四跟不同的本地議題結合起來，而且六四問題也觸及了一些香港人的核 心價值，這些因素就為社會組織和傳媒提供了足夠和有利於延續六四集體記憶的「論述機會」。
在以上兩段中，我們或許已經預示 了一些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在以下的章節，我們將根據經驗材料，更詳細討論和闡釋六四集體記憶在香港的形成和演化，希望較為全面的檢視我們的分析框架。
參、方法和資料來源
整體而言，我們以下進行的是一種 對一個特定社會過程的重構（reconstruction）。在原則上來說，我們的方法跟一般詮釋性的歷史分析沒有太大的分別，就是透過回顧 多方面的材料和記錄，試圖對研究對象得出一個跟事實相符而又能帶出現象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和理論意義的描述。
由於我們所要重構的是一個過去二 十年的「超近代史」，所以和平常的歷史分析不一樣，我們的原始材料並不只限於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具體地說，在操作上，我們實際運用的材料包括媒體報道、 出版物內容、從深度訪談中所得的資料，以及調查研究結果等。換句話說，我們的研究在整體上是採用了一個詮釋性的研究路徑，但原始材料的收集方法以及研究中 個別部分的資料分析卻包括深度訪談、文本分析及調查研究等。
我們用上了這些不同的材料，是因 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分析框架中涉及的不同問題。關於六四的報導、評論和分析，無論是發表在報紙、雜誌、書籍、以至電視上的，可說量大無比，其中好一些 我們以前一直出於興趣而有涉獵跟進。為了研究我們重溫了一些相關的部份，尤其是關於香港傳媒如何因應北京的事態發展而報導的情況，其中跟我們的分析特別有 關的是六十四位香港記者（1989）合著的《人民不會忘記》一書。此書為我們提供了當時香港新聞界如何建構六四事件的 梗概。至於傳媒多年來對六四的報導及論述，我們也有系統地對三分報紙進行文本分析，看看它們對六四的立場有否變化。我們所選擇的報紙包括《明報》、《星 島》和《文匯》，它們分別代表香港中立精英報紙、商業而親中的報紙及中共控制的報紙。
支聯會是香港人當年為了支持中國 民運而建立的組織，每年均有舉辦紀念六四和爭取平反六四的活動。我們一方面參考有關文字資料，同時也訪問了它的正副會長。此外，我們也正式及非正式的跟多 位新聞工作者瞭解當年報導六四的經驗。同時，為瞭解為何有些香港市民年年不忘六四，我們在2004年進行了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燭光晚會的現場抽樣調查。雖然我們的分析集中於公共論述 的爭持，調查研究的結果可在適當的位置為歷史分析作補充。
隨後我們會首先透過六四的進程分 析，探討當年的事態發展、傳媒報道，以及各種社會行動如何產生我們所說的社會烙印作用。跟著我們再分析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如何在一個特定社會政治環 境中互動爭持，為六四集體記憶的維護和修訂進行鬥爭。值得在這裡指出的是，我們的分析的目標，是嘗試去展示一個分析框架的恰當性，而不是就不同的解釋作出 比較。至於我們可以如何判斷本文的分析的恰當性？我們會在分析後的總結中再討論。
肆、集體記憶烙印的形成
社會事件要進入集體記憶，其集體 性必須得到有效的建構，即是說在一段時間內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得透過傳播以建立共同的經驗、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情感。這些人不用在各方面都擁有完全相同的 看法，但是大家必須擁有基本的共識，形成記憶的核心。要解析港人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單單建立集體性尚有不足，還要考慮到這種集體性的深刻程度，這就牽涉事 件有否在人們的心中打下「集體烙印」。集體烙印（collective imprinting）是指民眾受到事件激烈或密集的衝擊而造成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象。這種印象不單是指 影像的存在，還包括深刻的相關情感。愈深的集體烙印意味著受影響的人數越多，認知和感情的記憶愈是深刻。
關於六四事件的開展和集體烙印的 形成，我們主要是以香港記者合著《人民不會忘記》一書內「八九民運大事記」為根據，再結合當時的新聞報導，尤其是電視新聞的影像，來進行分析。這大事記反 映出香港新聞記者的視角，也折射出香港市民所看到的圖像。
一、事件的見證
回歸前的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 但中國報導一直在新聞界佔有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過世，隨即引發北京多所大學張貼悼胡的大字報，這些都是大新聞，受到香港傳媒以 至一般市民的注目。兩天後北大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要求政府重新評價胡耀邦。其後，學生集結中南海的新華門外，要求與李鵬對話，並在衝擊新華門過程中與 軍警發生衝突。北大校園繼而出現大字報批評公安人員毆打學生，並指責大陸傳媒扭曲事實。學生示威遊行同時蔓延全國重要城市。在這段時間內，學生的大字報、 言論動向、示威遊行和組織行為均成為香港電視、電臺和報章的重要新聞。雖然這只不過是事件的醞釀期，傳媒還沒有鋪天蓋地的進行報導，但是傳媒已經派出記者 到北京爭相採訪，引起香港市民廣泛的關注。
較大規模的學生聚集發生在1989年4月22日。從電視上，一方面 人們可以看到人民大會堂內舉行的胡耀邦追悼儀式，更多地看到在天安門廣場同時悼胡的為數二十萬的北京學生。悼念的花圈、反對貪腐的標語、密密麻麻的人群， 爬上人民英雄紀念碑搖旗呐喊的幾個學生，一下子成了事件的聚焦所在，成了六四事件的標誌性畫面。
學生的行動固然具有所有重要新聞 的元素，而他們的訴求也引起很大的共鳴。他們最主要的出發點是反對當時盛行的貪污腐敗的風氣，認為胡耀邦是廉潔的領導人，但最後卻沒有得到黨國的充分肯 定，故此要求國家還胡耀邦一個公道。為胡耀邦說話只是事情的觸發點，核心的議題是反貪污。香港傳媒報導的框架很大程度受到事件主事者－學生－的影響。在香 港傳媒眼中，學生冒著經受打壓的政治風險而站出來，其動機及口號顯得單純及真誠。
中共沒有什麼順應學生要求的措 施，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到北韓訪問，期內北京學生的示威行動升級為無限期罷課。政府準備與學生的對話則胎死腹中，罷課學生自是湧上街頭宣傳及募捐。局勢急 轉直下，《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社論，把學生示威等行動定性為「動亂」，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社論在 翌日便引起學生及北京廣大民眾強烈的反應，有二十萬學生群眾進行十四小時的遊行，百萬市民夾道呐喊助威。北京緊張的局勢持續發展，電視及其他傳媒經常長時 間地報導，同時表示深深的憂慮。到了這個階段，香港不少市民一方面渴想知道北京最新的動態，也開始擔憂局面會急劇轉壞。
北京學生逐步組織起來，在4月28日組成北京高校學生自 治聯會，由吾爾開希出任主席，並在三日之後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港人支援。雖然學生多次強烈要求與政府對話，但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稱北高聯為非法組 織，指背後受人指使，拒絕對話。學生在5月4日以大規模的示威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及爭取新聞自由。趙紫陽對外肯定學生的愛國 熱情，提出要與學生及群眾進行對話。雖然大多數高校在5月5日恢復上課，但是與官方對話一直沒有根本解決，同時新聞工作者也組織起來，要求與 負責宣傳的領導對話，討論《世界經濟導報》被整肅事件，擴大新聞自由。到了5月13日，超過兩千名學生在天安門絕食，要求對話。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和教委主任李鐵映在 與學生對話時中否定學生撤回4.26社論的要求，並在電視直播的問題上無法談攏。5月15日六十萬學生、教師和 知識份子到天安門聲援絕食的學生，也有二十名香港學生響應，在香港新華社門外絕食。廣場絕食的學生有三千人，暈倒送入醫院的就有四百人。5月17日絕食同學不支送院更 高達二千人次，而上街遊行的群眾和黨政幹部則高逾一百萬，其聲勢之浩大，為歷史所未見。慷慨激昂的絕食書，頭戴布條的絕食學生、群情洶湧的民眾，來回奔跑 的救護車，夾雜著救護車的鳴叫聲，形成了一幅慘烈悲壯的畫面，使眾多盯著電視機的香港市民莫不為之動容。
與此同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 北京戒嚴，而趙紫陽則公開肯定學運，呼龥學生停止絕食。總理李鵬在5月18日與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在電視直播下對話，結果不歡而散，當中，吾爾開希穿 著醫院的病服，打斷李鵬發言指責政府冷漠的場面成為六四另一個記憶深刻的電視畫面。更經典的畫面是翌日趙紫陽於淩晨到廣場探望學生，含著淚說「來遲了」。 這段影片在當時以至六四之後都被多番播放，使人看到中共領導人趙紫陽的無奈和對學生的同情。
不過，更為震撼的畫面和消息則在5月19日晚上從電視直播：李 鵬在黨政軍大會上揮拳宣佈學運為「動亂」，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國家主席楊尚昆同時宣佈調派軍隊進城。由於當天晚上香港打颱風，大多數人皆留在家裡看 新聞直播，所以能透過電視「目擊」此一重要歷史轉接。不少港人義憤填膺，有奮起抗議的衝動。雖然半夜狂風暴雨，但是為數五萬的市民還是沖出街頭，從維多利 亞公園出發到新華社分社示威。兩天後，「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宣告成立，開始了它在六四集體記憶中的關鍵角色。同一天，在一呼百應 和大多數傳媒動員下，香港見證了一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北京學生的歷史記錄。與此互相輝映的是北京在兩天後舉行的近百萬人違反戒嚴令冒雨的遊行，和5月25日北京另外一場百萬人 的示威。
那段時間內，示威遊行在香港和北 京已是司空見慣，而香港的傳媒在報導及言論上，都以打破平日客觀中立的矜持，不害怕採取清晰支持學運的立場，扮演動員和調適示威遊行的功能。
除了這些壯觀的場面外，香港的傳 媒也亦步亦趨的緊跟北京政治動態的發展，包括學生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高自聯罷免吾爾開希的主席職務，改為集體領導，人 大委員長萬里訪問加拿大期間肯定學潮是愛國運動，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及萬里回國後先後表態支持李鵬及楊尚昆五一九的講話，北高聯及廣場總指揮建議學生5月30日撤離廣場等。那時香 港不少人每天都把眼睛盯在電視上，不放過中國學運的最新動態。香港的民眾都是依靠傳媒大量與及時的報導才能跟上形勢，進而採取相應的支援或抗議策略。
港人愛國的情緒高漲，不惜以聲 援、籌款、示威遊行等行動投入聲援北京學運的洪流中。5月27日，香港演藝界舉辦十二小時馬拉松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 ，共有三十萬人參與，為北京學運籌得一千多萬港幣。當時最有名的歌星演員像梅豔 芳、譚詠麟、成龍都上臺引吭高歌，號召捐款。一幕一幕的歌聲淚水、一幕一幕的慷慨陳詞，成了六四事件過程中香港各界團結一致，上下一心，支持北京學運的 「慷慨悲歌」。這種投入與熱情更在5月28日舉行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表露無違，傳媒報稱一百五十萬人出席，聲勢空前浩 大，而世界各地華人也熱烈響應。
形勢危急，學生內部的矛盾叢生。 北京及外地學生對鬥爭策略出現分歧，廣場總指揮部的部份領導也更換，並將撤走廣場的日期延至6月20日人大常委會開幕之後。廣場的張力繼續提升，臺灣歌手候德健、中國知識份子劉曉 波、周舵和高新在廣場絕食，抗議戒嚴。另一邊廂，軍隊已經用軍車運送軍人進城，受到市民學生的勸退和攔截，衝突時有發生。根據香港記者《人民不會忘記》一 書內記載，6月3日晚至4日淩晨的情況大致如此：「軍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人群、在六步口奪 回失落在群眾的槍械。晚間不斷廣播警告市民不得上街。深夜裝甲車在通衢大道清理路障，為進程士兵和坦克開路；士兵槍擊攔截的市民。」電視上港人看到長安街 上民眾以木板車飛快地把受槍傷的市民送離險境的情況，並聽到北京街頭叭叭作響的槍聲。最讓香港人傷痛的電視畫面大概就是裝甲車壓倒路障、軍人在黑夜中開 槍、坦克推倒廣場的民主女神，和堆滿醫院停屍間的受難者屍體。對於香港電視觀眾而言，無論六四具體有多少人傷亡，六四是不折不扣的「血腥鎮壓」，是以數以 十萬計的港人在六四當天就進行示威抗議。
當然六四民運在六月四日之後還有 不少事情發生，包括中國領導層的更替、追捕學生及民運人士、判刑、逃亡、海外活動、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抹黑宣傳、以至香港連續不斷的示威要求平反六四等。不 過，上述的回顧已提供一個足夠的基礎，讓我們探究集體烙印的形成，以及傳媒及社會行動在其中的角色。
二、傳媒、社會行動和集體烙印
透過香港傳媒差不多兩個月的密集 的報導和動員，學運的動態引起民眾的關注，使香港市民有如親歷其境一樣。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傳媒在六四期間有產生集體烙印的作用。但傳媒之所以能產生集體 烙印作用，不單是因為報道量之大，另外有幾個於上一節己提及的重點是值得再加以討論的。
首先，在報道六四的時候，香港傳 媒幾乎是自動自覺地「統一口徑」。傳媒是現實一個重要的界定者。關於六四事件，差不多所有香港傳媒，包括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左派報紙，均認同學生反腐敗的 出發點，認為他們是無辜的，政府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不能以動亂視之。最後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更是為世所不容。香港傳媒的敵氣同仇，一致聲討北京血腥鎮壓 的情況可見於陳韜文與李金銓（Chan & Lee, 1991）的研究中。他們從新聞範式的角度分析，發現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傳媒已 經慢慢受到北京籠絡，傳媒範式起了基本的改變，但是從六四報導所見，幾乎所有報章均異口同聲把矛頭指向北京的鐵腕政策，促使新聞範式的逆向發展。香港傳媒 本來的意識形態是多樣對立的，六四時竟然可以統一起來，正反映出事件所觸及的是傳媒及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共識。
第二，在報道手法上，香港傳媒不 只是客觀地報道事實，其感情及立場的表達也十分明顯。其中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中共控制的《文匯報》在北京宣佈戒嚴後在社論開天窗，只印上「痛心疾 首」四個字，到了六四之後，《文匯報》的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及一批主幹人員辭職離開，表示他們對中央政策的抗議。香港記者編著的八九民運實錄《人民 不會忘記》在第一頁就表明把書「獻給1989年愛國民主運動中奮起挺身的同胞；無私無畏地犧牲的中國公民；以及仍然在苦難中不屈 抗爭的鬥士。」平常標榜冷靜報導的記者明言道出這樣的心聲，他們所作的報道，也較平常的客觀報道容易令人感同身受，形成強烈一致的情感。
當全民集焦關注同一事件時，傳媒 的影響是重大的，而傳媒之中又以電視的影響最大。以無線電視為例，它在民運洶湧而至的時候即調派採訪部一半的人手北上，並將總部的重要器材搬到北京，在北 京飯店租了十二間房支援採訪工作，而它的主管黃應時也要不停穿梭中港，可見事態的嚴重及傳媒龐大的投入。3電視以形像和 聲音說話，較具說服力及感染力，自七十年代以來已是香港人最主要的新聞來源和耗時最多的媒體。六四為時近兩個月，期內香港傳媒長時間報導，電視新聞成了通 往北京及天安門的視窗。長時間的報道不但使香港觀眾感覺彷如親身經歷一樣，它同時打破了日常的電視時間表，亦即打破了媒體的常規，向電視觀眾表明了那是非 常時間內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借用Dayan與Katz（1992）的說法，那兩個月的報道可說是一次「歷史的直播」（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電視以其特強的說服力和穿透力， 把六四的過程傳揚四海，同時把相關的符號象徵普及，有利於克服時間沖淡記憶的作用。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曾訪問一女中學生，瞭解何以她與父親批判民運的觀點 南轅北轍。她說她看過當年的新聞電視片，很難想像那不是真的，雖然事隔多年，仍然受到感染，最後採取跟她父親相反的看法。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承認支聯會與 傳媒的互動十分重要。4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報導令香港人對六四有很深的感受和印象，不少記者也成為了運動的參 與者。當年有看過新聞的人及參與過百萬人大遊行的香港人到現在也不可能忘記。
當然，我們不能單從回顧傳媒內容 印證烙印作用的發生。但從不少人在多年後對當時的狀況的回憶，我們仍可想見當時的社會氣氛。如前香港電臺編導孫樹坤在六四二十周年紀念回顧當年情景時，認 為港人雖然在社會多年「功利化」之後仍然念念不忘是因為六四槍聲響起那刻，感同身受，萌生「血濃於水的悲疼」。5他觀察到，對 很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六四是他們第一次看見父母流淚。同樣，社會評論人梁文道對香港六四的回憶頗能捕捉當時的社會氣氛及狀態：「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 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 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惦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 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6
事實上，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和眾多的社會團體，以至各方社會人士包括親中人士，當年也紛紛公開表態反對中央政府的強硬政策，香港 人對有關議題的執著可見一斑。其中在香港可算是史無前例的，是為數眾多的市民及團體在報章上以廣告形式刊登聲明或呼籲，支持學運。如在5月24日一天的明報，就刊登 了64段支持學運的「廣告」。當日明報共64版，而這些聲明及呼籲加起來就佔了差不多16版。除了頭版沒有刊登這 樣的「廣告」外，第二版就已經刊登了由「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所刊登的聲明，指「我們一致」肯定北京學生運動是一「愛國運動，絕對不是動亂」，並要求「立 即撤銷戒嚴令」、「立即解除新聞封鎖，支持言論及新聞自由」，及「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以「和平解決國家危機」。在聲明下刊登了370學者的名字，其中不 乏著名學者。
其他聲明的內容也大同小異。這些聲明展示了香港當年的一次社會總動員。單以5月24日的明報為例，在第9版刊登的全版「廣告」 中，署名人士就包括李嘉誠、何鴻燊、李兆基、吳康民、錢果豐、田北俊、唐英年等。第37版一篇由演藝及文化界人士簽署的聲明，就有黃霑、倪匡、金庸、徐克、吳宇森、張曼 玉、林青霞、譚詠麟等名字。但更重要的是普通香港市民的參與。不少聲明是在同一機構工作的同事們一起刊登的，如「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部份職工」、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教職員」、「華潤五金礦產有限公司職工」。另外一些則以民間組織的名義發出，如「港九街坊婦女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香港作家協會」、「深水埗居民聯誼會」。如果沒有共同的機構或組織背景的話，聲明就署以「一群多倫多佛教人士」、「一群關心國是的老 師」、「一群電子及電訊工程師」、「一群愛國的基督徒」。
這種社會總動員一方面讓我們看到 當時香港市民的投入，另一方面亦點出了烙印作用的產生不能完全歸功於傳媒。六四對香港市民留下深刻的烙印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本身有行動上的參與。這種參與 有多種模式，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三十萬人參與民主歌聲獻中華，自發的有以上提到的報刊聲明，規模較小的有當時各社會團體舉辦的相關活 動，非正式的則可包括市民在各種場合和親友同事等的討論。到了今天，不少香港人想起六四時，會想到的大概不只是傳媒的畫面，亦會有當時自己身邊的情況，家 人和朋友的反應，自己參與集體行動時的感受。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互相滲透，令後者更加紮根於腦海之中。
總的來說，事件產生的烙印要夠深 刻才可以使事件進入社會長期的集體記憶。六四發生已經二十多年，市民不但在認知上記得，還熱情投入紀念行動，足見原先烙印之深。不過，正如我們下面要說 的，集體烙印的產生不是集體記憶延續的充分條件，當事件發生過後，不同的社群便可能對有關事件的記憶進行爭持商議，集體記憶的延續，需要社會組織及社會背 景的配合才能達致。
伍、集體記憶的延續和爭持
雖然上面關於集體烙印的分析強調 傳媒及市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作用，但事實上，社會組織及民族國家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而兩者在六四後展開的論述爭持則更為重要。我們在上一節的分析已觸及 支聯會及中央政府的動向，在這一節我們比較集中分析它們的角色及彼此與傳媒的互動。
一、支聯會的延續作用
六四集體記憶支撐二十年而未衰， 支聯會便是最關鍵的組織基礎。一開始，支聯會叫出的口號就跟記憶連在一塊：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事實上，它多年來一直念念不忘六四，還要擴大記憶，要薪火 相傳，把支聯會的火炬交給新一代。它的最重要工作是每年舉辦六四燭光紀念晚會，而每年的晚會亦的確有新參與者加入。以我們在2004年進行的現場調查為 例，27% 的受訪者在當日是第一次參加六四晚會的。在這些新參與者當中，約62% 在三十歲以下。
除此以外，支聯會也舉辦不少以六 四為題的活動，不斷提醒社會六四記憶的重要。因為支聯會有悠久的歷史，堅持力行，又隨著中國民主問題的發展而與新議題相扣連，所以它在社會上已成了專注平 反六四和關注中國民主前途的組織。要破解港人不能忘記六四之謎，我們就要同時瞭解支聯會的組織及延續不斷的動力。
六四發生初期，由於香港沒有特定 相對應的社會組織，所以反應皆以當時的民間社會為基礎。初時發表聲明和組織集會的團體比較分散，一直到北京在5月20日宣佈戒嚴後，支聯會 才在翌日成立。支聯會的成員也就是香港民間社會中比較活躍的專業團體、工會、論政團體等。自成立後，支聯會發揮號召、動員和組織的作用，並積極參與關於六 四的公共論述，在六四後起著延續集體記憶的作用。
支聯會能夠發揮延續集體記憶的作 用跟它的組織特性是有關的。支聯會的組織具有彈性，但是領導層相當穩定，緊守他們的信念。組織上，支聯會每年選出二十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常委會），負責決 策和執行日常工作。常委會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自1990年起其餘委員分屬在八個部門。7支聯會的決策 由常委會負責，而發言人的角色則由主席、副主席和秘書擔任。多年來常委變化不大，較受注目的是劉千石在2004年沒再做常委。由於 大部份常委是政治人物，一有變動會引來社會關注，亦可能對支聯會有負面影響，故常委不會輕言退出。8這種自覺要求 有助於穩定支聯會的領導層。支聯會最高權力是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每年約有五十多個會員參與。支聯會有一名全職員工，負責日常工作和聯絡。另外核心義工有 五十多人，支聯會活動經常委會決策後由職員和義工執行。協助籌辦像燭光晚會那樣的大型活動的義工有一百多人。支聯會的會員有不少是本來已有關係的，例如有 些是民主黨的區議員辦事處，或工盟的屬會，故此大家本來就相識，有消息也可以很快傳遞。義工不少已服務二十年，彼此有深厚感情，凝聚力很強。9支聯會的組 織並不嚴密，是香港社會團體的聯盟式組織，依靠義工作為執行力量，它的好處是組織成本低，機動性和包容性較強，符合香港民間社會的組織形態。由於支聯會有 這些特點，是以它可以長期存在，繼續有效的運作，使六四活動能定期舉行，有利於集體記憶的延續。
由於支聯會是專門為六四而創立的 團體，是以它的目標也是相當穩定的，無非是為了維護和擴延六四的集體記憶。支聯會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 設民主中國」一直無變，只是後來加入了「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和「支持維權」的口號。支聯會每年會舉辦的恆常活動都是環繞著上述目的而 展開的，包括：年宵攤位華叔（指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寫揮春、清明節獻花、復活傳訊、六四前講座、六四前「愛國民主大遊行」、「民主風箏行動」、六四燭光晚 會、寄聖誕咭「民主愛心寄秦城監獄」、除夕祝願集會「民主燭光除夕夜」和「民主長跑」等。除了揮春、遊行和燭光集會是全港性活動，其他活動多是會員、常委 或義工參與。以上這些活動大多已常規化，雖然不一定受到傳媒的青睞，但多少會成為新聞，對大眾有提醒和動員的作用。同時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大小活動相結 合，依性質定下動員的規模，避免過多動員和組織疲勞，集中火力每年大搞一場燭光晚會是支聯會細水長流的策略，適用於資源有限而又想有所作為的組織。由此我 們可以看到，有關的社會組織如能運用恰當的策略，保持適度的活動，也能有效激發傳媒及社會對它所標榜的集體記憶的關注。
支聯會的成立源於六四，關注的也 是六四。單一的議題的好處是專注，新聞界知道遇到六四議題就自然的找支聯會作回應。但壞處是過份單一，而且議題是舊的，新聞性會隨時間而減弱。支聯會除了 集中舉辦上述慣常的活動外，它也儘量對六四後發生而相關議題作出反應，試圖讓社會人士感覺到支聯會跟中國及香港最新的動態緊密相連，沒有因為時間久遠而與 現實脫節。10是以多年來支聯會還隨情勢的發展而採取行動，如2006年爭取釋放程翔，2008年為四川地震救 災，2009年聲援劉曉波、許志永、譚作人等爭取民主法制的大陸人士，以至以不同的方式抗議中央政府對民主憲政運動及維權運動領導者的打 壓。由於這些活動的目的跟中國的民主自由相關，而支聯會一直就反對一黨專政，要求中國實行民主，所以一般新聞工作者大概感到這是支聯會應有之義，視乎情況 給予適當的報導。支聯會的行為說明，如果一個以保存集體記憶的團體懂得怎樣與情勢扣連及與時俱進，那它的合法性會得到較大的支援，同時它所代表的集體記憶 獲得重提的機會也會多一些。
舉辦活動需要經費，而長期維持一 個組織也需要經費。支聯會由司徒華、李卓人等富經驗的社會運動者領導，他們深知支聯會量力而為的必要。11雖然支聯會 的財政並不富裕，但是有穩定的收入，故它可以維持日常運作及核心活動。12據支聯會副會長李卓人所言，支聯會早年支出主要是資助民運人士逃離中國，他們離開 國內後在未到達外國前的生活開支都由支聯會支付，故此開銷龐大。由於臨近九七前已完成運送民運人士，故此九七後的開銷主要在日常運作與舉辦活動，開支大為 減少。另外，回歸前後，常委亦有共識認為支聯會應作長期鬥爭，故此也開始節省開支，例如減少資助一些海外民運團體的活動。自1997年至2008年，支聯會每年的 結餘一直維持約三百萬元港幣。支聯會最大的收入源自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籌款，具體所得隨參與人數多寡而升降。這種穩定的收入可算是集體記憶組織的經濟基 礎。
我們上面說過，傳媒不是單獨運作 的，它們需要別人有所言論或行動才能作出相應報導。支聯會的核心活動是每年六四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在會上發表宣言，紀念為爭取民主而犧牲的人 士，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晚會的節目已經變得甚為儀式化，都是默哀、唱歌、點起燭光、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演講、宣讀大會宣言等。由於 參與的人不少，而且牽涉到歷史大事，晚會仍然有它的新聞性，構成一定的議題，吸引到相當部分傳媒的關注。傳媒對支聯會燭光晚會的報導本身就起到一種強化它 的正當性的作用，同時也是六四集體記憶的再現。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也認同六四議題得以繼續主要是靠傳媒報導的說法。他認為如果不是傳媒在六四十五周年和二 十周年時大事報導，關注的巿民和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不會那麼多。在2004年當日晚會現場調查中，我們亦發現，約九成晚會參加者認為支聯會在延續六四記憶上 有重要的作用，而認為傳媒有重要作用的亦有七成以上。更確切地說，支聯會和傳媒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傳媒報道，市民有更大的可能淡忘支聯會，但如果支 聯會不搞活動，傳媒亦有更大的可能會淡忘六四。
綜合起來，支聯會主要作用在於提 出號召，有助於社會動員，同時透過燭光晚會等活動提供民眾可以參與捍衛集體記憶的平臺，界定集體記憶的內容，創造民間記憶傳統，保護和修復集體記憶，為新 聞界提供新聞報導的客觀基礎。不過，關於六四的集體記憶並非由支聯會說了算，還有民族國家參與其中，試圖以它們對過去的建構取代支聯會代表的集體記憶。我 們在下面會比較集中分析民族國家的作用。
二、民族國家取消記憶的作用
在香港六四集體記憶綜合體中的民 族國家可以分為香港政府和中共主政的中央政府。香港在回歸前當政的是港英政府，而回歸後則是特區政府。港英政府在關於六四的公共論述中處於低調的位置。一 方面，港人對中央的擔憂客觀上對港英的統治是有利的，因為它可以借助民意來增加英國在過渡期跟中國談判的籌碼，所以它對港人興起支持民運的熱潮是默許的， 但另一方面，港英政府為了避免挑動北京的神經而破壞香港的安定以至危及殖民地統治，並沒有推出明顯推波助瀾的措施。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向 傳媒透露，六四之後他們準備組織大遊行抗議的時候，港英曾提供情報說有人準備搞事搗亂，最後因而取消。後來港督衛奕信也曾委託立法行政兩局召集人李鵬飛勸 告他解散支聯會，只是司徒華不為所動而已。13
雖然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明言對六四 的政策，但是基於六四是中央關注的議題，又曾因為六四期內港人對學運的支持而把香港看成顛覆基地，我們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的六四政策基本上跟中央是一致 的，分別只是在香港不能強制執行而已。董建華就曾勸告司徒華解散支聯會，停止大搞燭光晚會，而曾蔭權也曾公開表示港人應該因為中國的巨大發展而對六四有 「客觀」的評價。在中學課程設計方面，一個自香港過渡期以來的爭議是如何進行民族歷史和愛國的教育（Ho, 2007）。六四是最敏感的一個議題，不少老師都說教 育當局規定的課程對六四只是輕輕帶過，年輕人無以得知詳情。
總括而言，特區政府試圖把六四中 立化，認為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歷史問題可以存而不論，現在應該往前看，主張支聯會不要再搞沒有前途的對抗性活動。對比之下，中央政府則試圖改變大眾的 集體記憶，認為鎮壓有理，封鎖集體記憶，使民眾淡忘六四，對支聯會採取不接觸的抵制政策，並且間接施壓，要支聯會終止它的活動。
在六四期間，中央政府對學運的態 度是有反復的。以趙紫陽為首的一派認為學運是愛國的，不應視為動亂，更不應出動軍隊鎮壓，以鄧小平及李鵬一派為代表的則相反，把六四定性為「動亂」，不惜 流血衝突強硬平亂（趙紫陽，2009）。由於兩派在戒嚴前爭持不定，中央的聲音時有不同。自1989年5月20日起趙紫陽便大權旁 落，中央的聲音又歸一致，把動亂歸因於外國的影響及黨內的分化，通緝民運領袖，歌頌平亂有功的軍隊。
中央政府的六四政策在前期及後期 有不同的側重點。六四平定之後不久，中央政府推出關於六四的官方版本，指責學生受到西方思潮影響，試圖動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因此鎮 壓是必須及正確的。後來，中央對六四事件的稱呼有從「動亂」變為「風波」之說，但是對六四的定性一直沒有改變。到了後來，當外交部以至溫家寶總理面對外國 傳媒提問時，他們只是說國家早已對事件有所決定，而且強調中國在期內取得重大進步，隱喻當年鎮壓的正當性。對大陸民眾而言，中央政府基本上是採取封鎖的對 策，凡是有關六四的資訊都被禁止，所以互聯網上有關議題都給屏蔽掉。互聯網尚且如此刁斗森嚴，大眾媒體及正規教育的封閉程度則更見徹底。與此同時，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政策在六四之後大為收緊。較明顯的是在基本法上為香港民主設限，防止香港成為顛覆大陸的基地。支聯會也被標籤為推翻中共統治的組織，對它的領頭 人司徒華、李柱銘等進行孤立打擊。
政府的言行部份是在傳媒以外進行 的，但很多時候仍是以新聞和爭議的形式出現，是以政府的言行對社會上集體記憶的流傳有甚麼影響，很大程度取決於傳媒的反應。在這一點，政府和傳媒的互動是 錯綜複雜的。一方面，現在傳媒的主管當年都是年青的記者和編輯，大多留有六四的印記。我們在2006年進行過一次香港記者調查研究，就發現雖然有約54%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傳 媒應在六四問題上保持中立，但亦仍有約34% 認為香港傳媒應支持平反六四。但另一方面，二十年來香港的政治及傳媒生態已發生了不 少變化，不利於原來集體記憶的保存。有些傳媒因為擁有權的改變，或因為中國統戰籠絡，又或因為利益的考慮，出現自我檢查的現象（So & Chan, 2007; Lee, 2007a; Fung, 2007）。一項在2004年進行的民意研究就發現，超過一半香港市民認為傳媒在六四問題上有自我審查（Lee, 2007b）。
事實上，回顧多年來香港報章對六 四紀念活動的報道，我們會發現，文匯報和大公報是共產黨控制的報紙，自然在六四後已經回歸原來緊跟中央的方針，對支聯會舉辦的活動不是略而不顧就是非常簡 單的提一下。有一些原來熱情支持學運的傳媒也採取邊緣化的做法，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對比是《星島日報》，在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晚會有十五萬人出席的翌日，它把 三個中學生吃軟性毒品的新聞放在頭版，二版的頭條是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對港滬兩地金融地位的意見，而六四的新聞則只放在第三版。相反，《明報》、《南華 早報》等報紙皆以六四作為頭條。電視方面，以前曾經有人認為亞洲電視的擁有權已經落在親中人士手中，所以對六四等敏感議題的報導已經大為收斂。一向公信力 較高的無線電視則因為對趙紫陽遺言略而不報，以及在六四當晚把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的進程放到第三條，置於學生吸毒及長者乘車優惠問題之後，招來不少市民 及輿論領袖的非議。14如果這種自我審查的情況蔓延下去，六四集體記憶能否長期延續將會成為疑問。
但在回歸後的香港，自我審查的嚴 重程度是時高時低的，傳媒有時顯得頗為專業，有時則顯得怯懦。這是因為自我審查的產生涉及多種因素，亦涉及機構內部前綫新聞工作者和上司的爭持（Lee & Chan, 2009）。不同傳媒機構之間亦要以對方為參照點，是以當個別傳媒機構仍堅持報道六四時，其他傳媒機構至少不能將六四完全不當一回事。 再者，本地的傳媒要紮根本土社會，對本土社會的基本理念和利益不能視而不見（Chan & Lee, in press）。所以，香港傳媒在六四 問題上與政府或跟政府接近的聲音持對立的態度，在回歸後仍然是有發生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2007年，當時民建聯的黨魁馬力質疑六四可否稱為「屠殺」及解放軍的坦克有否翦過平民學 生。雖然馬力只是在一個非正式的傳媒「茶聚」中提到以上說法，但翌日部份報章對馬力的言論仍有所報道，《明報》及《蘋果日報》更是在頭版報道馬力的言論。 《明報》的標題是「馬力：教師不該說六四屠城；六四屠城促政府定調；司徒華狠批無恥」。《信報》是財經報章，沒有 對有關新聞作頭版處理，但其相關報道的標題「馬力質疑六四屠城；王丹指不顧廉恥」亦極具批判意味。
由於幾份報章在頭一天的批判性報 道，令其他原本立場較為「曖昧」的報章在之後幾天也要作跟進報道，而在這些跟進報道中，馬力的言論都被定性為「失言」。由於輿論的壓力洶湧而來，馬力最後 被迫公開承認自己的言論「輕佻」。
陸、六四集體記憶的穩定性
由於六四事件的餘波蕩漾，不時有 新的動態，引發社會議論。雖然香港社會上對六四的定義和看法時有爭持，但整體而言，有關六四的集體記憶是相對穩定的，亦即是說二十年來，在香港社會的公共 論述中，對六四的看法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見，六四集體記憶的穩定性，一是建基於當年事件令人留下的深刻烙印，另外就是部分傳媒 仍然堅守信念，加上有支聯會的支撐及民眾的呼應。但除此以外，還有兩個因素是值得提出的，就是在理論部分中已提過的事件的「封閉性」和香港社會的「論述機 會結構」。跟這兩點相關的討論其實已滲在前兩部份的分析中，所以我們在這裡只需簡單的重整一些相關的討論，加以闡釋。
所謂事件的封閉性，就是指事件的 性質令多重詮釋出現的機會較低。如果我們從天安門所發生的事情出發的話，我們可以說，雖然六四期間的事態發展也有其複雜性（如學生延遲撤退是否錯誤），但 事件的悲劇收場，卻令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士在其後的論述競爭中往往可以將整件事件及人們對它的態度簡化為一個基本的「人性和良心」的問題。就算我們連「屠 城」二字的適當性都懷疑，不能懷疑的基本事實是軍隊進城清場，其間有開槍鎮壓，造成平民及學生傷亡。這麼根本的大是大非問題，令王丹可以直接用「不顧廉恥」來批評馬力而不會讓人覺得不恰 當。同樣地，2009年，香港特首曾蔭權在被議員問及對六四的立場時，他表示港人看到祖國這些年來飛快的發展，自然對六四會有一「客觀」的評價。他 的言論立即引起一眾民主派議員離場抗議，同時引發社會同聲指責其「見利忘義」。
事情的性質，令支聯會一直所佔的 道德高地穩如泰山。而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六四事件的封閉性，亦建基於香港傳媒當年對事件的報道之上。以上分析的時候，我們已經指出，香港傳媒當時是一面 倒支持及肯定學運的，而對中國政府的鎮壓則大肆評擊。傳媒的報道的一致性令其後出現詮釋分歧的機會降低。最後，香港市民是親眼看到天安門清場時的狀況的。 就算在多年之後，有關當年事件的記錄仍然存在。
六四的封閉性不單令民族國家或其 代言人不能隨意抺殺六四開槍鎮壓的事實，它亦令到抺殺六四的嘗試更令人反感。再加上香港社會的言論空間始終保留一定程度的開放，讓六四集體記憶的守護人有 發聲的機會，合起來便出現了一種民族國家越是企圖壓抑，民間社會的反抗就越大的現象。如特首曾蔭權在六四二十周年前的言論，便觸怒了不少香港人，令人更覺 得需要參與六四晚會和其後的七一遊行。一些傳媒評論指曾的言論幫助了集體行動的動員，是不無道理的。
除了事件的封閉性之外，我們亦要 留意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如何為六四集體記憶提供綿延不斷的「論述機會」。六四是北京發生的事件，但香港人透過身體力行地參與其中，六四亦早已變成了一件香 港的「本地事件」。六四對香港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六四過後，香港出現了自八十年代中之後的第二次移民潮。同時，不少政治學者指出，六四令香港市民更支 持香港的民主化，六四可說令香港的民主運動「重生」（So, 1999）。九十年代初，香港立法會開始推行直選，香港本地政黨亦開始成立，而早期的「民主 派」政黨的領袖，正正就是在六四期間因帶領民眾的集體行動而為香港人所熟悉的一群政治人物，如李柱銘、司徒華、劉千石等。在回歸前的立法會選舉中，「中國 因素」往往是選舉勝負的關鍵之一，而所謂「中國因素」跟六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在往後的十幾年內，六四跟很多本 地的社會及政治議題掛鈎。在回歸前的一段時間，支聯會會否在回歸之後被取締，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支聯會會否被視為非法組織是香港回歸後能否保持公民自由 的一項重要指標。在九七之後，中小學教科書對六四的處理手法不時引發爭論。每年六四前，一些在海外的民運人士都可能會試圖到香港參與紀念活動，而特區政府 會否容許如王丹等民運領袖入境亦成為傳媒焦點。
在香港，大部份有關六四的爭議都 涉及社會跟國家之間的爭持，但個別六四爭議亦可能涉及社會內部的分歧。如公民黨在成立初期，便曾在香港民主化跟六四問題應否脫鈎這問題上引發過一輪民主派 內部的爭論。公民黨當然並非要淡化六四，但其觀點是將中國民主化及香港民主化連繫起來，無助於香港社會對後者的爭取。而支聯會及其他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則認 為中國及香港的民主化不可能分割討論。但無論如何，這種爭論顯示的是六四事件的「本土性」。
表二：近年明報及蘋果日報提及「六 四事件」或「八九民運」的文章數目
| 年份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 文章數目 | 219 | 200 | 261 | 472 | 413 |
| 年份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 文章數目 | 287 | 395 | 248 | 824 | |
資料來源： 數字得自在慧科新聞搜索器進行的關鍵詞檢索。2009年的數字只截至8月15日。
總而言之，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環 境，為六四提供了很大的論述空間。事實上，我們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發現，如果以「六四事件」及「八九民運」為關鍵詞進行搜尋的話，單是2001至2009年《明報》及《蘋 果日報》兩份報章，就每年刊登了總共至少二百篇提及其中一個關鍵詞的文章。如表二所示，有關文章的數量在九年之間並沒有直線下降的趨勢。到了一些重要的紀 念年份，如十五周年及二十周年紀念，相關文章數目更會因而上升。同時，要留意的是，這些數字只包括了包含該兩個關鍵詞其中之一的文章數目。由於六四可以由 其他字詞代表（如「天安門事件」、「六四鎮壓」等），真正有談及八九民運的報章文章數目會更多。
柒、總結：六四集體記憶的多因決定
在解析何以港人不能忘記六四記憶 的時候，我們提出的模型包括三個主要行動者：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我們強調集體記憶是上述三方面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角力互動的結果。同 時，事件本身的性質也會左右論述爭持的過程和結果。總結我們的分析，香港人之所以沒有忘記六四，主要是因為傳媒曾經全方位的關注事件，投入大量的報導及議 論，與市民的核心關懷及社會公民組織交感共鳴，形成深刻而久遠的集體烙印。這種烙印蘊含著共同經驗、共同認知和共同的情感。加上不少香港人當年不是旁觀 者，而是有所行動的參與者，是以烙印更難磨滅。事件能否起到烙印作用是集體記憶得以流傳的先決條件，但之後能否得以保護及擴延則視乎有否相應的社會組織和 傳媒運作的自由。同時，六四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要作合理及具說服力的另類詮釋並不容易，再加上香港過去二十年的社會和政治變遷讓六四在很大程度上 轉化為一個與香港本土息息相關的議題，是以有關六四的集體記憶一直被延續，而且其內容有高度的穩定性。
換句話說，我們的分析指出的是六 四集體記憶在香港的延續是由多種因素集結起來而造成的。而這些因素對六四集體記憶的影響應該被理解成一種互動效應（interaction effect）。例如我們指出事件的封閉性有助解釋六四集體記憶的穩定性，但這並不是指事實不可能歪曲。縱然事件涉及軍隊開槍導致平民傷亡 這基本事實，如果社會上沒有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而所有能在公共領域中發聲的人士及組織都絕口不提或甚至否定該事實，那麼人們對六四仍然可能有很不一樣的 態度。所以，事件的封閉性要產生影響，其依賴的條件是社會上存有有關事件的基本事實和資訊，而這些事實和資訊仍可以在社會上廣泛流通。同樣道理，我們在分 析中曾提到社會組織（尤其是支聯會）和傳媒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但這並不代表社會組織和傳媒決定了集體記憶的延續。如果不是香港的政治社會環境提供了有利 的論述環境和論述機會，縱使社會上存在有心推動集體記憶的社會組織及傳媒，亦不保證集體記憶能有效的延續。但反過來說，縱使政治及社會環境為集體記憶提供 了土壤，如果沒有社會組織及傳媒的耕耘，集體記憶能否延續可能成疑。
集體記憶關注的往往是過去。香港 六四事件的另一個特點是它也牽涉到未來，從而產生現實的意義，這有別於不少集體記憶的案例。或許每一個集體記憶都會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差異主要在其大小而 己。六四集體記憶在香港特有的持久力及擴延性跟六四記憶是為了未來是有關係的。集體記憶如果只是紀念過去，時間的磨損作用會比較大，但是如果紀念是為了一 個將來的目的，時間的淡化作用將會減少，因為事情一天沒有解決，紀念就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對於不少港人來說，六四是國殤，是慘案，是冤案，必須平反。同 時，他們又認定民主化是中國必由之路。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一部分，是以中國一天沒有民主，六四記憶也就有它的現實意義。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概括，關於六四集 體記憶的解釋應該包括事件的未來性在裡面。同時，如果集體記憶中有很重要的未來因素，集體記憶的延續性會強一些。六四事件的未來意義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 不是單獨成事的，而是有賴別的影響集體記憶的因素的配合。因為六四事件的觸動強烈，使人不能忘懷、要平反，所以其未來性才起到不斷帶動記憶的作用。相反， 縱使是一件尚未獲得解決的冤案，只要開始時受到觸動的人少而不深刻，該事件大概也不會獲得廣泛而長期的紀念。
將不同因素的作用理解為一種互動 效應，意味著我們並不認為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是延續集體記憶的充份條件。同時，既然每一個因素的影響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因素的存在與否，我們亦不能 斷言那一個因素的影響最大或最重要。
本文透過重構過去二十年來六四集 體記憶的建構和爭持過程，為香港社會為何對六四念念不忘提供了一種多因解釋。但我們的解釋在甚麼意義之下是確當的呢？我們相信，我們的解釋的確當性，部份 是基於我們所使用及回顧的材料的多樣性，令我們能從不同視角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事實上，我們提出的解釋的覆蓋範圍廣泛，在過去發生的不同類型的事件都 可以在我們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時，在我們所擁有的材料，或甚至是我們本身對六四問題的認知中，並沒有甚麼東西跟我們建立的解釋有所衝突。基於這些 考量，我們認為本文提出的理論解釋有一定程度的效度（validity）。
當然，我們並不貿然斷定我們提出 的是香港六四集體記憶得以延續的唯一可能的理論解釋。但正如文章開首時已指出，有關六四集體回憶的研究現時仍然是一片空白。對我們的研究對象，並不見得有 明顯和有力的「另類解釋」。這並不代表其他研究者不可以對六四或其他社會中相類似的現象再加以研究，以印證、修訂，甚至批評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同時，我 們亦要指出，要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二十年的過程，其中必然未能對個別重要事件作出更深入及細緻的分析和描述。本文提出的個別的理論觀點，是可以透過對二十年 中所發生過的一些事件作深入分析而加以印證的。在這個意義下，本文提供的分析當然有其局限，但我們希望本文能引發更多的同類研究，並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一個 基礎。而亦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文章最後的討論部份會就本文涉及的一些具社會或理論意義的問題再加以討論。
捌、討論：為了未來的記憶
傳媒、社會組織及民族國家在特定 的背景下互動，很大程度決定著集體記憶的命運，而這種互動的形態會因社會背景的差異而轉變。中國大陸的六四集體記憶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對照。為了同一事 件，當年大量北京的居民也曾情緒激昂的湧到街頭支持學生，雖然傳媒沒有大事報導，但是口語相傳，不少人對六四鎮壓的情況總是知道一些的。但當風暴過後，原 來在六四期間建立的民間組織一夜之間變為非法組織，其領導人不是逃亡就是變成階下囚。同時鋪天蓋地而來的是官方的宣傳，透過大眾傳媒與組織學習，傳遞六四 的官方版本，激發民眾的愛國精神，支持鎮壓。到了現在，六四更變為社會、傳媒和網路的禁忌，當年的六四集體記憶在中國民間應己有所衰退。對比之下，以傳 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的互動為標誌的集體記憶模式更適用於像香港這樣開放自由的社會。如果不是一國兩制容許香港享有它的相對自主性和開放性，香港的六四 集體記憶不可能形成跟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禮的「反記憶」（counter memory）（Foucault, 1977；轉引自Misztal, 2003）。
本文強調政治社會環境的重要性， 而為了較具體地討論「場景」的影響，我們借用了論述機會結構這個概念。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指出論述機會結構可以分為至少兩個主要維度。其一是社會的 基本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是較為恒久不變的。一些觀點如果跟這些理念背道而馳，它們被提出的機會就會小很多，而就算被提出，也很難獲得接納。論述機會結 構的另一維度是新事件和議題的產生。這跟基本價值理念不一樣，事件和議題可以是層出不窮的。但另一方面，社會政治環境可能會使得某一類型議題或事件不停出 現。如果一個觀點或一個議題可以緊扣不斷出現的新事件和議題的話，那麼該觀點或議題便可算得到不少論述機會。
過往的集體記憶研究有提過情感的 作用，但是強調不足，六四案例顯出情感的投入對事件能否產生烙印的作用甚為重要。當事件觸及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事件本身也激動人心，因此而產生的共同經驗 才刻骨銘心到足以進入社會的長期記憶。這裡說的情感，應該理解為人類心理與社會現實互動的結果，是社會行為一個組成部分，跟非理性沒有必然的聯繫。15帶有深刻 感情的事件才能使人久久不能忘懷，正如不少港人二十年後在重看六四一些畫面時，包括王維林一人擋著坦克隊伍的圖景，仍然唏噓不已。集體記憶的守護者必須懂 得這些情感因素對社群的影響，才能有效進行社會動員和激發記憶。
集體記憶有它的社會效應，在芸芸 眾多的效應中我們特別想討論一下六四集體記憶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因為Halbwachs（1950）在開創集體記憶研究時就認為認同先於集體記憶而存在──集體記憶只是認同的延 伸。要衡量六四對香港人認同上的影響，我們首先要認識到是六四是影響香港和中國發展的關鍵事件（critical event）。中共在六四時看到香港人對民運的投入而 不惜把將要回歸中國的香港視為顛覆基地，並因此在草擬中的基本法加入限制香港民主及自由的條文，試圖增加香港的「政治安全系數」。中國也因六四作出重大的 政策及人士變動，同時受到西方國家的抵制，自此中國對政治控制抓得更緊，把六四列為禁忌。到了今天，香港民主派與中央的關係仍然僵持，這跟六四的情意結是 劃分不開的。就算是民主派偶然獲得中央特別批准到大陸作單次訪問，民主派仍然借機會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要求。2003年特區政府在推出23條國安法草稿的時候， 六四悲劇又為一些人提出來反對時的論據，很多市民所害怕的就是中央有可能藉其中的條文限制香港人一向享有的自由。無論我們從哪一個角度看，六四都是中國及 香港的關鍵政治事件，它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港人對學運的聲援作用，因為它牽涉中港關係、香港的民主前景以至香港人的國族認同。
香港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半世紀是 英國殖民地，國族身份認同一直是個問題。現在回歸了，如何認同中國，如何跟中國相處仍然是重要而沒有解決的問題（Mathews, Ma & Lui, 2008）。放到中國近代史的脈絡看，六四是香港最大的群眾社會運動，為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所僅見，而它所關注的問題核心是關乎中國全國的。六四時，我們不 時聽到「血濃於水」的說法和高唱「龍的傳人」、「我是中國人」等肯定自己中國人身份的歌聲，整個社會充滿民族的思念。香港人大多數是大陸的移民或是移民的 後代，同時大陸跟香港的利益息息相關，而且回歸在即，是以在學運激發之下，民族認同一發不可收拾，正如梁文道所說的：「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援北京學 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們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運動……」。16我們回頭 看，香港六四表現的民族精神跟港人早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釣魚臺運動、以至多次為大陸的賑災行動的民族精神是相通的。六四時港人的抗議行動， 北京視為顛覆，但是在港人的眼中卻是愛國的表現，只不過他們所愛的不是特定的政權而是人文的中國。
從利益分析的角度我們或者可以說 港人當時是害怕1997回歸後自己的自由及生活方式會受損才行動起來。這種說法與民族認同的說法並不一定矛盾，事實上，六四事件也突顯了香港人跟「政 治中國」的分歧，不少人認識到中國的民主化才是香港民主自由的最終保障。總括來說，六四可說是香港人國族身份的再啟蒙，是追尋國族身份的實踐，但香港人所 追尋的是香港式的「民族主義」、香港式的「愛國」，其重點問題是如何將自由民主等香港價值跟「中國人」這個民族和文化身份結合，並同時抗拒中國政府以「黨 國」為基礎的愛國主義觀念，又或是當代大陸民間興起的有排外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我們在2004年的一次調查研究便發現，最可能參與六四晚會的市民，既不是自認為「香港人」的市 民，亦不是自認為「中國人」的市民，而是自認為「香港的中國人」的市民（Lee & Chan, 2005）。這是因為自認為「香港人」的市 民不會很強烈地覺得中國的命運跟自己有太大的關係。他們就算不喜歡中國政府，亦不代表他們會有意欲去改變中國政府。自認為「中國人」的市民則可能較為缺乏 一種以「香港價值」為基礎的對中國政府的批判。到最後，最有可能關注六四的，就是那些嘗試結合「香港價值」和「中國身份」的香港市民。
至於身份認同是否先於集體記憶而 存在，香港六四的案例顯出兩者互為先後。六四記憶是香港人原有身份認同的延伸，但在六四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中，原有的認同又反過來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從中 得到新的意義。我們可以想見，六四加強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而這新的認同又會影響到香港人對現在的集體記憶以至未來的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反應。
註釋
1 有時學者也有點算 出席燭光晚會的人數，通常具體數字比支聯會公佈的要少。以2009年為例，鍾庭耀和蘇鑰機點算的結果大概在11萬到13萬。至於媒體對六四 的報導量則因傳媒機構而異。在二十周年時《明報》和《蘋果》會花篇幅長時間的報導，但是《星島》、《東方》和《文匯》又會輕輕帶過或者略而不顧。電視方 面，《香港電臺》和《有線電視》推出不少與六四有關的製作或報導，但是《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就顯得不甚積極。
2 江迅（2009年5月31日）。〈香港六四新書 的井噴現象〉，《亞洲週刊》，頁38-39。
3 盧曼思（2009年7月18日）。〈未加CC的TVB：無線電視教父黃應時〉，《信報》，頁5。
4 訪問支聯會副主席 李卓人。
5 張帝莊、李維嘉、 劉玉梅（2009）。〈亦遠亦近的記憶：六四二十周年回 望〉，《明報週刊B》，頁23-27。
6 梁文道（2009年6月4-5日）。〈我們守護記 憶，直到最後一人〉，《明報》，世紀版。
7 這八個部門為：組 織部、人權及援助部、海外聯絡部、常務秘書處、資料及出版部、教育及推廣部、反新聞封鎖部、財務部。
8 訪問支聯會副主席 李卓人。
9 《蘋果日報》（2009年5月31日）。
10 訪問支聯會副主席李 卓人。
11 司徒華及李卓人訪 問；參考方圓（1992年6月）〈廿年社運經驗分享〉—司徒華在支聯會民主青年營的講話（1992年4月18日）錄音撮寫，《港支 聯通訊》，16: 11-12。
12 訪問支聯會副會長李 卓人；參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全年工作報告〉，1990-2007年。
13 見《蘋果日報》2009年6月2日。〈李鵬飛爆六四後港 英內幕衛奕信提出解散支聯會 司徒華不理會〉，頁A08。
14 梁旭明（2009）。〈在「關心」與「是旦」之間：新聞媒體在「六四」報導中的角色與責任〉，《傳 媒春秋》，6月：2-3。無線電視前編輯也有就事件公開談論，見羅恩惠（2009）。〈犬儒與病態——一個TVB前記者的自省〉，《傳媒春秋》，7月：8-9。
15 關於情感社會學的分 析，可參考楊國斌（2009）。
16 梁文道（2009年6月4-5日）。〈我們守護記 憶，直到最後一人〉，《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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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an’t Hong Kong Forget the June 4th Incident ?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 Nation-State and Collective Memory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 Nation-State and Collective Memory
Joseph M. Chan &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The June 4th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in 1989 is still widely commemorated in Hong Kong. Using multiple methods, the investigators of this study attempt to explain why the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June 4th has remained so stable over tim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agents: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ion-state.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test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agent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stability of a collective memory large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media can effect a social imprint during the stage of event formation, whether there are social organizations dedicated to its cause, whether the media are free to report on related controversies, and whether the social political contexts provide enough discursive opportunities for the articul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June 4th incident, collective memory,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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