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青海省玉樹縣發生七點一級大地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緊急趕往災區指導救災工作。報章描述，溫 總理到玉樹民族綜合職業學校視察時，眼前校舍已變成頹垣敗瓦，向當地人員詢問那裡埋了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十七名師生。溫總理質問數字何來，對方指，是校 方提供的資料，由於地震發生時尚早，校內只有自習學生，故人數較少。
據說，「家寶爺爺」站在夾雜文具書本的瓦礫中，若有所思的神情滿是傷 痛，對失蹤者數字表示質疑，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他心裏大概想起兩年前四川大地震吧？似曾相識的情景又重現眼前，怎麼倒的又是校舍？師生死傷無數，怎不 叫這位「人民總理」心痛？
記得四川大地震期間，某大香港台記者在災區苦候多天，終於等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來巡視，記者立即請胡主席「向香港 同胞說幾句話」，而所得答案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那條以香港為尊的問題，曾被行家笑稱「問咗等於無問，沒有半點實質內容」。目前溫總理看望災民後已返 京，而胡主席則在昨天抵達青海災區，假如香港記者再在災區碰上國家領導人，因時間緊迫，行家們會問什麼呢？相信以下問題必定是大熱：
香港人 黃福榮在地震中為救人喪生，你覺得他的行為怎樣？
國家會如何表彰黃福榮？會否追封他作什麼烈士？
有什麼話跟黃福榮的家人說？
香 港同胞很關心地震災民，有什麼話跟香港人說？
香港自大症
領導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離不開「感謝」和「讚 揚」的框框吧？那些問題其實同樣空洞無物。可是，觀乎這幾天部分報章在青海大地震的報道輕重，是把香港放得很大、太大，大得可以把所有災情都比下去！而這 種「香港自大症」，對於新聞業來說並不是好事。
每個記者都知道，處理港外新聞時要找出「香港角度」及適當放大，以便引起市民共鳴和關注。無 可否認，黃福榮助人行善的美德值得學習，他為救人犧牲的高尚情操值得歌頌，絕對夠資格追封金英勇勳章，可說是「港人之光」，但並不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所 說，那種捨己捐軀的義舉代表了「香港精神」。
什麼是一般人認識的「香港精神」？絕不是特首曾蔭權讚揚黃福榮所說的「無私奉獻、捨身成仁」。 相反地，香港人多被認定是自私、走精面、善於計算；至於捨身行善，忘我助人者，則多數不被理解。所以黃福榮生前被喚作「傻福」，而他的網誌名稱就是「傻人 有傻福的空間」。
在此絕不是對黃先生有任何輕蔑或不敬處，只是現實正是如此殘酷，他八年前由廣州行路上北京，為內地骨髓庫募捐義務宣傳，沿 途雖有零星掌聲，但更多是嘲笑和冷眼，他亦這樣自嘲：「明白人就話你偉大，唔理解人會話你戇居。」有行家亦坦言，當時真的認為他「戇居」，現時回想起來卻 覺得他很偉大。
這位不計較名利，默默為弱者付出的大好人，若他預計這樣身故，會希望被傳媒如此高調處理嗎？黃福榮的三姐最明白胞弟的個性， 她向報章表示將婉拒把弟弟骨灰安葬到粉嶺景仰園的安排，又指弟弟個性低調，不喜歡被套上烈士榮耀，而救人是本能反應，拒絕蓋區旗出殯。
捨本逐末正義不彰
死者親屬的低調意願與媒體的高調追訪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大報連日來以頭版報道黃福榮的事跡，港聞版的篇幅都集中在一 個香港人身上，彷彿把玉樹縣的成千上萬災民遺忘了，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還以為災難中主要只有一位港人犧牲了。其他關於災情的新聞只塞在中國版，篇幅加起來 都抵不住一個人，那種傾斜的報道，大概是因為該報八年前曾經跟隨黃先生走過一段上京路，與其家人較熟稔，掌握到較多資料，於是盡量煽情，結果是報道失焦， 只狹隘地把焦點投射到一位英雄的生前事跡上，忘卻了最重要的究責和救災事情。
黃福榮曾對義工朋友說過，假若因救人而死，那是他的幸福。我們 當然不希望有這種慘劇發生，但假如黃先生仍在生，此刻所記掛的一定是災民死活，大概會忘我地挖掘救人，至於死者的身後榮辱，那是後話中的後話。面對搶救瓦 礫下的被困者，面對追究災難中的人禍，能否追封什麼勳章，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黃先生於○八年曾到四川參與救災，目睹教學樓塌得像廢墟，那 明顯是豆腐渣工程，他在網誌中坦言：「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可是，過去兩年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追究塌樓責任，反而斷言否認校舍結構有關題，曾 下馬官員後來更上一層樓，而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的譚作人，呼籲民間對四川大地震倒塌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結果因發表六四事件文章，涉嫌「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正義沒有彰顯，慘劇循環發生，一條命運黑線，引領黃福榮走向死亡之途。
反觀香港的電視台報道則較全面， 把災禍放在首位，記者拍到災區大部分校舍都完全倒塌，部分重點學校有逾千名師生失蹤，死傷學生肯定遠較官方公報為多。內地或明或暗的訊息顯示，由於青海屬 於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區，政府一開始已嚴防媒體「胡亂報道」，對採訪活動嚴加限制，在主要道路截查車輛，嚴防「無證記者」闖入；另一方面則監控國內媒體報 道，必須緊跟中央發報的消息和論調，而校舍是否存在「豆腐渣」疑問，更是碰不得的大忌諱。
脫離實際最危險
香港 是中國境內僅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寸土，宣揚黃福榮的事跡、成立基金繼承其行善遺志之餘，最重要是究責到底，若有豆腐渣工程就要偵查揭露，延續這位英雄的心 願。正因為中國有太多孩子太慘了，社會才需要更多像黃福榮這種人。傳媒的責任不在於把英雄事蹟放大再放大，反而是要設法把英雄消滅—當社會有了公義、平 等、自由、富足，就不再需要悲劇英雄了。
青海災區位處高原，部分行家因高山反應需折返，而民主大報的記者更是出師未捷已被遣返，在災場內亦 不能夠隨意活動，加上文化和語言差距，這趟採訪難度遠較四川大地震為高，能傳送的畫面和新聞內容就更少。但香港傳媒的報道限制始終遠較內地媒體廣闊，至少 稿件刊出前毋須受到審查；內地行家摸不得的禁忌，只能由香港行家去突破。
所以，若在災區遇到領導人，請香港記者不要問個人小事，要追問災區 大事：到底死了多少人？為何又是那麼多學生遭壓死？是不是全國都有豆腐渣工程？要如何究責？能不能作出保證？請對十三億人說清楚！
＊ ＊ ＊
溫家寶總理於本月十五日、正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述當年考察貴州的經過，提及 胡耀邦對他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同樣的話，亦適用於傳媒同行。
傳媒工作者
據說，「家寶爺爺」站在夾雜文具書本的瓦礫中，若有所思的神情滿是傷 痛，對失蹤者數字表示質疑，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他心裏大概想起兩年前四川大地震吧？似曾相識的情景又重現眼前，怎麼倒的又是校舍？師生死傷無數，怎不 叫這位「人民總理」心痛？
記得四川大地震期間，某大香港台記者在災區苦候多天，終於等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來巡視，記者立即請胡主席「向香港 同胞說幾句話」，而所得答案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那條以香港為尊的問題，曾被行家笑稱「問咗等於無問，沒有半點實質內容」。目前溫總理看望災民後已返 京，而胡主席則在昨天抵達青海災區，假如香港記者再在災區碰上國家領導人，因時間緊迫，行家們會問什麼呢？相信以下問題必定是大熱：
香港人 黃福榮在地震中為救人喪生，你覺得他的行為怎樣？
國家會如何表彰黃福榮？會否追封他作什麼烈士？
有什麼話跟黃福榮的家人說？
香 港同胞很關心地震災民，有什麼話跟香港人說？
香港自大症
領導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離不開「感謝」和「讚 揚」的框框吧？那些問題其實同樣空洞無物。可是，觀乎這幾天部分報章在青海大地震的報道輕重，是把香港放得很大、太大，大得可以把所有災情都比下去！而這 種「香港自大症」，對於新聞業來說並不是好事。
每個記者都知道，處理港外新聞時要找出「香港角度」及適當放大，以便引起市民共鳴和關注。無 可否認，黃福榮助人行善的美德值得學習，他為救人犧牲的高尚情操值得歌頌，絕對夠資格追封金英勇勳章，可說是「港人之光」，但並不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所 說，那種捨己捐軀的義舉代表了「香港精神」。
什麼是一般人認識的「香港精神」？絕不是特首曾蔭權讚揚黃福榮所說的「無私奉獻、捨身成仁」。 相反地，香港人多被認定是自私、走精面、善於計算；至於捨身行善，忘我助人者，則多數不被理解。所以黃福榮生前被喚作「傻福」，而他的網誌名稱就是「傻人 有傻福的空間」。
在此絕不是對黃先生有任何輕蔑或不敬處，只是現實正是如此殘酷，他八年前由廣州行路上北京，為內地骨髓庫募捐義務宣傳，沿 途雖有零星掌聲，但更多是嘲笑和冷眼，他亦這樣自嘲：「明白人就話你偉大，唔理解人會話你戇居。」有行家亦坦言，當時真的認為他「戇居」，現時回想起來卻 覺得他很偉大。
這位不計較名利，默默為弱者付出的大好人，若他預計這樣身故，會希望被傳媒如此高調處理嗎？黃福榮的三姐最明白胞弟的個性， 她向報章表示將婉拒把弟弟骨灰安葬到粉嶺景仰園的安排，又指弟弟個性低調，不喜歡被套上烈士榮耀，而救人是本能反應，拒絕蓋區旗出殯。
捨本逐末正義不彰
死者親屬的低調意願與媒體的高調追訪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大報連日來以頭版報道黃福榮的事跡，港聞版的篇幅都集中在一 個香港人身上，彷彿把玉樹縣的成千上萬災民遺忘了，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還以為災難中主要只有一位港人犧牲了。其他關於災情的新聞只塞在中國版，篇幅加起來 都抵不住一個人，那種傾斜的報道，大概是因為該報八年前曾經跟隨黃先生走過一段上京路，與其家人較熟稔，掌握到較多資料，於是盡量煽情，結果是報道失焦， 只狹隘地把焦點投射到一位英雄的生前事跡上，忘卻了最重要的究責和救災事情。
黃福榮曾對義工朋友說過，假若因救人而死，那是他的幸福。我們 當然不希望有這種慘劇發生，但假如黃先生仍在生，此刻所記掛的一定是災民死活，大概會忘我地挖掘救人，至於死者的身後榮辱，那是後話中的後話。面對搶救瓦 礫下的被困者，面對追究災難中的人禍，能否追封什麼勳章，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黃先生於○八年曾到四川參與救災，目睹教學樓塌得像廢墟，那 明顯是豆腐渣工程，他在網誌中坦言：「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可是，過去兩年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追究塌樓責任，反而斷言否認校舍結構有關題，曾 下馬官員後來更上一層樓，而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的譚作人，呼籲民間對四川大地震倒塌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結果因發表六四事件文章，涉嫌「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正義沒有彰顯，慘劇循環發生，一條命運黑線，引領黃福榮走向死亡之途。
反觀香港的電視台報道則較全面， 把災禍放在首位，記者拍到災區大部分校舍都完全倒塌，部分重點學校有逾千名師生失蹤，死傷學生肯定遠較官方公報為多。內地或明或暗的訊息顯示，由於青海屬 於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區，政府一開始已嚴防媒體「胡亂報道」，對採訪活動嚴加限制，在主要道路截查車輛，嚴防「無證記者」闖入；另一方面則監控國內媒體報 道，必須緊跟中央發報的消息和論調，而校舍是否存在「豆腐渣」疑問，更是碰不得的大忌諱。
脫離實際最危險
香港 是中國境內僅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寸土，宣揚黃福榮的事跡、成立基金繼承其行善遺志之餘，最重要是究責到底，若有豆腐渣工程就要偵查揭露，延續這位英雄的心 願。正因為中國有太多孩子太慘了，社會才需要更多像黃福榮這種人。傳媒的責任不在於把英雄事蹟放大再放大，反而是要設法把英雄消滅—當社會有了公義、平 等、自由、富足，就不再需要悲劇英雄了。
青海災區位處高原，部分行家因高山反應需折返，而民主大報的記者更是出師未捷已被遣返，在災場內亦 不能夠隨意活動，加上文化和語言差距，這趟採訪難度遠較四川大地震為高，能傳送的畫面和新聞內容就更少。但香港傳媒的報道限制始終遠較內地媒體廣闊，至少 稿件刊出前毋須受到審查；內地行家摸不得的禁忌，只能由香港行家去突破。
所以，若在災區遇到領導人，請香港記者不要問個人小事，要追問災區 大事：到底死了多少人？為何又是那麼多學生遭壓死？是不是全國都有豆腐渣工程？要如何究責？能不能作出保證？請對十三億人說清楚！
＊ ＊ ＊
溫家寶總理於本月十五日、正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述當年考察貴州的經過，提及 胡耀邦對他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同樣的話，亦適用於傳媒同行。
傳媒工作者
信報 2010年4月26日
原文
中國官方最擅長把災難當作喜事辦，內地網民則加倍落力踢爆「喜事」背後的陰暗破綻。○八年四川大地震是經典事例，早前山西王家嶺礦難是另一宗令人瞠 目結舌的「奇迹」。
事件沉澱下來，川震的豆腐渣校舍問題沉冤未雪，調查死亡學童名單的志願人士紛紛被捕及「依法判刑」，賑災善款更是去向成 疑；而王家嶺一百一十五名礦工「獲救」後，心思細密的網民在救援片段中找出多個疑點，質疑所謂「奇迹」根本是「造假」，結論是：「連救人都可以作假，還有 什麼可信？」上述兩宗災難的疑團在國內已變成禁聞，礦難的死傷名單被網友稱作「國家機密」，媒體無法接觸到事主或家屬。難怪內地民眾早已養成一種共識，就 是官方愈用力宣傳，事件就愈不可信。
最新的災禍當然是青海玉樹縣的七點一級大地震，香港人黃福榮為救人而犧牲，「阿福」不單是香港的英雄， 也成了全國人的英雄；他不單是特區政府的抽水對象，也是國內官方及媒體的抽水對象。吊詭的是，在全國上下一片讚頌聲中，坊間卻湧現一種說法：「黃福榮很偉 大，情操很高尚，但這次地震我絕不會捐款。」與上一趟川震比較，民眾對青海災區的賑災意欲和關注度都差天共地，甚至有人在facebook發起「我不會捐 錢給青海地震」群組。這種「熱情悼念故人，冷對賑災呼籲」的情況，值得探討。
政治正確
四川大地震過後，國內外 媒體詳盡報道過不少觸動人心的人事，由「可樂男孩」到「豬堅強」，從「四川情義男」到「最有母性的警花」，立體地演繹災區的多樣性。但在青海地震中，部分 香港傳媒把災禍濃縮成黃福榮的英雄事迹，可以解讀成以地區為尊的傾斜報道。但從內地返港的行家表示，內地媒體亦以極大篇幅報道黃福榮，而他為救孤兒不幸喪 生的經過，使地震變成彰顯「雷鋒精神」的時機，阿福已被推舉為這次地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為何只有阿福被全國媒體放大再放大？對內地政治 生態稍有認知的行家分析，除了因為阿福的善舉確實值得讚揚外，最重要是他的「人物性格」切合國家「需要」。行家表示，媒體談及阿福時，都不忘強調他是「香 港人」，這種身份超脫於藏漢之間，有助援解災區的政治感敏，避過種族爭議，令阿福成為單純的「英雄」，能效團結正能量。
據稱，玉樹縣被地震 蹂躪過後，藏漢之間曾不分彼此地互相救助，但因災區偏遠及環境惡劣，救援物資及搜救人員無法像川震那時迅速到位，災民因無家可歸及食物短缺而爭鬥不休，任 何怨言若被放大，都會導致民族關係進一步緊張惡化。官方為顧及兩族間的「和諧」，早就指令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破壞民族關係」的消息。由於一般內地記者不能 到災區採訪，所以除了官方消息外，媒體刊載的地震資訊受到嚴格監管，令能報道的材料變得十分有限。這種情況下，就算有更多的災區故事，經過重重審查後都未 必能出街，或者論調已被一再修改。所以媒體裏只可以見到搜索犬為救人殉職、老醫生趕到災區救人、藏漢融和救災等無傷大雅的報道。
事實上，每 次大災禍都是一場媒體爭奪戰，這次地震災區屬於玉樹藏族自治州，政府需嚴防達賴喇嘛伺機影響藏民的想法，分發物資時縱然會惹起漢人不滿，但還是處處以藏人 為先，並安排記者採訪拍攝，以突顯「國家對藏民關懷備至」的心意。但是，由於玉樹縣位處海拔約四千米，不少解放軍抵達後出現高山反應，自身難保下救援工作 進展緩慢。同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喇嘛則從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趕至玉樹縣救災，成為最有力的救援隊伍。有歸來的行家表示，在災區內見到參與救災的喇嘛人 數，遠高於官方搜救隊。但國內媒體的報道論調卻「微妙地相同」，就是把官方人員標籤成「專業、先進」，而喇嘛必需仗着有關人員的精密儀器幫助，才能進行 「土法」的徒手發挖，雙方當然是和諧共處，萬眾一心救災。最終喇嘛還要感謝地說：「能和政府合作，那當然是最好的。」
掩飾矛盾
可 是，香港記者卻發現喇嘛對官方絕不信任，喇嘛寧可親自攜帶着數百萬元現款派予災民，亦不願與政府合作，更聲稱若由官員分發善款，「最終可能會被貪掉一 半」。喇嘛亦指部分官方救援隊只有在記者面前、或者需要「作秀」時上落力掘挖，作狀拍照後就離開，反觀喇嘛走遍災區救人，亦有到偏僻地區搜救，那些行動都 被媒體滅聲，只因「沒有報道價值，也不合國家利益」。
華文媒體報道青海地震時，不能當作單純的天災去處理，在官民矛盾、漢藏民族關係、政治 需要、豆腐渣工程疑問等等的夾縫中，「香港人」黃福榮的故事就成為絕佳的報道材料，難怪有行家感慨地說：「阿福從生到死，一直在做好事。」於是，《新華 社》更破天荒引述香港「民主大報」有關黃福榮的報道，排名還在《文匯報》及《大公報》之前。民主大報視這則稿件有「破冰」意義，只因《新華社》稿件過去從 未出現過該報的名字。
應該深思的是，該報之所以為內地官方通訊社引述，是其論調與國內「災難變喜事」相同，而不是具有任何批判性，即是報道 內容與左報和國內媒體不謀而合，某程度上是一種警號。若香港傳媒踢爆內地各種劣行，揭露人權狀況不足等報道能被官方媒體引述，才是真正值得驕傲。
香 港精神
黃福榮之所以令人動容讚頌，只因他是普通人。從他生前的善舉，以至不幸身亡後其家人的表現，都在描繪出那種低調地助人的作 風，社會需要的，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人物。其家人向報章表示毋須以「烈士」去稱呼阿福，亦表明拒絕讓靈柩蓋上區旗，但特區政府在阿福遺體過關後，執意要舉 行儀式及在棺木上蓋區旗，那種舉動雖說表達了市民的心意，卻違反了其家人的低調意願。當特首及高官硬要把阿福的行為稱「香港精神」，有行家以黑色幽默的口 吻說：「整件事件的確充滿『香港精神』，即是阿福生前行路上北京被人笑戇居，壯烈死後則列為偉人，特區政府把握機會『抽水』，這確是香港人的特質。」
一 名專業救援人員稱，他為黃福榮表示崇高敬意，而一般人見到小孩身陷困境，奮身上前搶救是人的本能，「救人者不是要尋死，最終是希望大家都能生存」。而在任 何救援訓練過程中，絕不鼓勵捨己救人的舉動，因為只有保住性命，才能讓更多人獲救。該人員表示，黃福榮的寶貴生命讓香港以至全國人學會的道理，不是不要命 的去救人，而是那顆無私的行善心，「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阿福那種程度，但我們可以做十分一、百分一，甚至千分之一個黃福榮，就從幫助身邊的人開始吧。」
因 此，若市民因擔心善款遭挪用、災區貪官當道用而拒絕捐款，那青海地震的災民只會更苦。大家可以尋求更多方法去幫助災民，例如當身邊有另一個「黃福榮」時， 不要再笑他傻，而是要盡力提供協助，讓往後的「阿福」得到應有尊重和支持。
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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