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Yuk Hui: 列寜‧五區公投‧邏輯

原文

一九一四年,當整個工運陷於分裂時,列寧回到圖書館,花了 一年時間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在《邏輯》裏,列寧重新 發掘馬克思的《資本論》,將經濟分析結合到黑格爾的「邏 輯」。如果我建議香港的反對黨在「公投」後效法列寧,你 可能會覺得好笑,但問題是「邏輯」以及「辯證」似乎是整 個運動裏十分薄弱的一環。我批評「普選」變相「公投」不 是因為我反對這一社會運動,而是因為我想認真對待這個事 件。我不會說五區公投是失敗還是成功,五十多萬人投票算 多算少,但冷清的票站至少告訴我們「成功」是有保留的。 學者通常會認定這因香港市民「政治冷感」,但弔詭的是不 投票也是民主的表現方式,每個人都被逼強制投票才是極權 主義(totalitarianism)。問題是誰阻止了市 民的熱情?

我想在這裏指出兩個邏輯上的問題,第一個是觀念(concept) 上的,第二個是語言上的。首先這個「民主運動」 有三個目的﹕一、五區補選;二、取消功能組別;三、公投 普選。而這三個目的還有一個潛台詞﹕支持五區總辭。雖然 第二個和第三個看起來相關,但特首普選和所有立法會議席 普選是兩個議題。一次投票有四個議程,他們並不是全部融 合,最明顯的是支持普選的不一定支持五區總辭;支持特首 的不一定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不一定 支持五區總辭。我們要面對的是,投票者要以一個普遍的(universal) 觀念「民主」來凌駕幾個特稱(particular) 的、存在相互矛盾的觀念。那麼「變相」公投出來 的結果,怎麼能夠反映香港人對普選渴望和民主的 訴求呢?與其如曾蔭權說的「補選變質」,倒不如說是「公 投變質」,一個目的明確、旗幟聲明的民主運動變成了泛 民主派的內訌。將幾個存有內在矛盾的議程結合在一起,很 明顯只會削弱投票的結果。我們或者要問,為甚麼市民不能克服 這些內在矛盾,如政客所言「以大局為重」呢?

這牽涉另一個語言上的問題。「民主」在某些後現代社會理論 裏被視為「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一種。 民主作為消費可見於許多例子,如個人主義抬頭而湧現的 無政府主義傾向,視自我為一切價值的中心,「支不支持」 變成了「buy唔buy」;如民主運動變成對媒體的消費, 加上政府傾向於「政治化妝」,政治語言變成了例如「American idol」或者「X factor」這樣的「真人秀」。那麼觀眾問的問題是﹕「我是否消費得起?」以消費為形象的「民主」就好像和剐窗裏的LV手袋一樣,它和你我之間隔著一道玻璃窗。我們要問到底是甚麼造成了這一種腐敗的政治語言?整個「變相公投」運動是不是也是基於這種語言上操作?在整個民主運動的動員上有沒有深入各階層,還只是以「消費」的語言如口號、明星形象等?我支持公投、支持補選、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五區總辭,但我更支持他們總辭之後走入群眾和社區,實行基層動員,搞真正的民主運動。然而這無疑是香港政治的困境也是「特色」之一,政治光譜不分左右,「左派」並不是關心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泛民也不會說自己是「右翼」,所有人都叫「自由主義者」。而這種自由主義者的最大特色當然就是「騎牆」,隨時向左隨時向右,這樣的政治語言也即是消費的另一面相而已。

不少參與者認為這次「公投」最大目的是喚醒市民以達到「自 我醒覺」。這無疑是個恰當的想法,但「自我醒覺」是需要 「矛盾」才會發生的,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一的第一章 便是重覆黑格爾的「邏輯」,分析商品和生產的內在矛盾。 民主永遠都是處於矛盾,從柏拉圖的理論開始,它便已是政 府、特權階級以及人民之間的對立。但民主作為一個普世觀 念,如同商品生產的矛盾一樣是需要一種政治語言來傳達。 這種「醒覺」或「震驚」有兩個直接可能﹕一是它真的喚起 自我醒覺,如潛在的民主運動;二是它被逐漸吸納、中和為 自然,今天可以看到,在香港馬克思從經濟發展出來的「邏 輯」已被中和為「fair enough」勞資關係。以「真人秀」為主導的政治語言,它所強調的只是消費而已,消費也即是「麻木」的最好途徑。就好像當你第一次看著那個經過許多關卡贏了比賽的參與者落淚時有點感動,但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

我並不是否定民主運動,相反我認為「民主」不單是普世而且 是先驗的(a priori),它根本不需要被證明(prove),而只 需要演示(demonstrate)。政府以「還沒有共 識」而否定民主的講法不單是觀念上的謬誤,而且是以否定 民主來維持自身的合法化,企圖將公共領域去政治化。我們 可假設那真是一場公投,結果不會只是五十多萬張票。我期 望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深入、而且清晰的運動,民主議程 不是一個機制,正如發展文化不是看「藝術館」的數目,政治和 美學並不在議會裏或博物館裏。■
Conspectus of Hegel’s book The Science of Logic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cons-logic/p100.jpg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一期
It was abruptly written, because had to run to organize a workshop afterward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林輝: 「民主非萬能」 混淆普選視聽

獨立媒體 2010年5月6日
原文

詭辯技巧,有一種稱為「稻草人辯論術(Straw Man Argument)」,即是先樹立一個荒謬的論點,再對 之以攻擊。最近常見的例子,就是「民主不是萬應靈丹」的說法。

攻擊荒謬論點 混淆視聽
有很多人常將這話掛在口邊,如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議員,早 前就在一班學生前問「民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連民 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也撰文問同樣問題,彷彿其他人都鬼迷心 竅,認定只要有民主就會變成烏托邦,所以他才要不厭其煩地走 出來以正視聽。
到底誰在公開聲言「民主就是萬能」?我嘗試在 Wisenews上搜尋「民主」和「萬能」,發現至少在過去一年,幾乎全部的結果都是「民主不是萬能」,說「民主萬能論」最多的那位作家叫做劉迺強。一再 強調民主不是萬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實毫無意義。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萬應靈丹,「民主」不是、「和諧」不是、 「保育」不是、「發展」也不是,但這不代表這些東西就沒有價 值,或沒有爭取或保留的需要。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討論已超過20年,作為資深的議員和評論 者,應該可以為香港的民主政制進行更高層次的討論,如果 不同意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民主和普選權利,便明刀明槍的拿 出論據反對好了,別不斷宣傳這些「虛擬敵人」,混淆視聽。

單仲偕民主說 令人驚訝
另一個常見的稻草人,就是「民主不等於普選」、「普選不等 於直選」。其實民主當然不「等於」普選,而普選也不「等 於」地區直選,只能說民主包含普選,而普選包含地區直選,這 是政治學入門的知識。
我在 Wisenews上也找不到有人說過「民主等於普選」這樣 的話,反而單仲偕早前撰文說「『民主』非只得唯一標準」, 卻將直選、普選和民主混為一談,以問句掩蓋其混亂邏輯,以其 民主黨副主席的身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驚訝。
民主不等於普選,但沒有普選卻難可稱為民主,至少不是政制 民主;民主不是只有政制民主,但沒有政制民主,其他方面 的民主卻更難真正實踐。單副主席何不讀讀中國「白馬非馬」的 故事?千年前中國人已明白necessary condition 和 sufficient condition 的分別了。

(刊於5月6日經濟日報)

朱學勤: 知識分子需要一場靈魂拷問

原文

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內心不自由的懲罰。——馬克思

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胡風如此,胡風為之執幡護靈的魯迅也是如此。他們要 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需要悲劇,知識分子更需要悲劇。一個時代沒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悲劇;有 了悲劇,知識分子們竟如婦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對悲劇尊嚴的辱沒。

對悲劇尊嚴的辱沒豈止從今日開始?

1986年8月一個炎 熱的夜晚,巴金提筆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風。這個80多歲的老人顫巍巍地說︰
“在那一場‘斗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甚麼事情?我記得在上 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 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隨想錄‧無題集》)

1955年發生了甚麼事?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把另一個知識分子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提供給當時世界上 發行量最大的幾家報紙之一《人民日報》,制作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第一批材料。接著,政府查抄胡風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於眾,並且分門別類,加 上按語,拋出所謂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一哄而起紛紛“向井囗投擲石塊”(巴金語)爭先恐後地在那家報紙或其他報紙上發表討伐胡風 的文章,咬牙切齒,聲聲可聞。那兩個月里發生的事情都輯錄在《人民日報》上。翻一翻這家報紙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訂本,後代人既為那三批按語無限上綱 羅織文網的強橫邏輯而震驚,也為當時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可恥記錄感到羞恥。請看這些文字︰“看了《人民日報》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後,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燒得 滾燙。”“我看穿了胡風的心;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胡風,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誰?當胡風向黨和黨所領導 的文藝戰線發動了猖狂進政以後,不久就傳來了台灣廣播熱烈的響應。”
“請依法鎮壓胡風,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胡 風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們不僅是狼種,而且似乎又當過狐狸的徒弟”,“要徹底消滅這批狼種”。
“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 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

上述語言的作者,既有剛殞落不久的一代文壇巨擘,也有至今還抱享盛譽的人民劇作家;既有當時曾轟動一 時的山藥蛋作家,也有直到現在還當之無愧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當然,也少不了後來被稱之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這麼些文字中,後來的讀者能 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囗嗎?你揀最丑惡的猜,也會猜錯。悲劇不在於誰比誰丑惡,而在於後來的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在傷害最早也是最優秀的一個殉道者時, 竟使用起同一類語言!

人常說,那三批按語是後來一切整人哲學、整人語言的開始,但是忘了補充一句︰圍繞三批按語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後來街 頭大字報語言的開始。這類文章,尤其是這類文章所使用的思維方式與日後紅衛兵的語言、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有甚麼差別呢?“狼種”、“狐狸”、“九尾狐”、 “徹底消滅”、“嚴厲鎮壓”,30年後,紅衛兵毫不猶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轟”、“砸爛”!早在紅衛兵學會糊大字報以前,大字報的語言不就 已由他們的前輩準備好了嗎?區別在於紅衛兵使用這類語言,是由他們的教育決定的,而前一代人開創這類語言,則是由更為可悲的劣根性決定的。紅衛兵從學會讀 報那天起,接受的就是這種語言教育。他們只有這一種語言,沒有人教他們第二種語言。災難過後,他們當然要低頭懺悔,但他們至少還可說一句︰“我們的罪過是 無知,而不是虛偽!”一代文化巨擘,還有這個“家”、那個“權威”卻不一樣了,他們是說著另一種語言長大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曾經親履西土,受過系統的 民主教育,起碼是文明教育。他們應讓知道使用這種語言,遠遠超出了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規範。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語言,誰使用這種語言,誰首先就剝奪了他自己 的內在尊嚴。當紅衛兵懺悔的時候,他們也應該懺悔,甚至更應該懺悔!因為他們當時就應該知道使用這種語言,不是出自野蠻,就是出自虛偽,因而,也就更應該 承擔良心的責任。

“狼種”、“九尾狐”、“灰蛇”、“白蛇”??

一場真正的理論沖突和政治悲劇就是被這種幾乎是村婦相訌的 語言辱沒了,沖淡了,沖淡成丑劇;然後,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風事件的個人範圍,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足夠污染幾十年文化氛圍的空間內收斂還原,還原為整整一代 知識分子的大悲劇。當後一代人重讀那三批“按語”和那一批文章時,將難以抑止內心泛起的強烈的厭惡之情。人們甚至會這樣說,連“丑惡”都可以分出檔次︰那 三批按語?雖然強橫,卻還留有強橫者的氣勢,強橫者的文采,尚可稱“惡而不丑”;而一批助惡幫閑的文章呢?則落入更低一個階次。它們虛假到了極點,也虛弱 到了極點,助惡無作惡之“力”,助惡無作惡之“美”,只能稱為“丑而不惡”!需要付出多麼沉重的心理代價,後代人才能相信這就是我們中國惟一受過民主教育 的那個階層在當時使用的語言?等到這個階層都已習慣於使用這類語言時,還有甚麼事情不會發生呢?費希特有言︰“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 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中國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就是這樣開始的。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場接一場如雪崩般發生。整個社 會像被人在山巔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滾動,直到最後滾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規範的崩潰深淵。從這類災難中過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現在都已學會如何控訴 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從50年代中葉那次可恥的投降以來,他們哪一天不是在虔誠地等待這一切,召喚這一切,甚至參與制作這一切呢?他們掘土埋葬同類,隨 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賣友求榮者,五七年落網;五七年漏網偷生者,六六年一網打盡;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會有人出來 說,這是違心的,那是被迫的,請寬恕知識分子們在高壓的不光彩行為。即以胡風為例,他們承受的政治壓力再高,也高不過胡風身為囚徒在監獄中的生死壓力。 1966年夏,胡風尚在服刑。官方來人要他揭發周揚問題,威逼兼利誘。人們都知道胡風揭發周揚,無論如何都不為過;此時胡風不揭發周揚,則可能加重刑期, 甚至被推向極刑。是報復宿敵,以求獲得“正當”的自由?還是頂著壓力,甘冒生死之禍,保全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胡風的態度是︰
不管報上說 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在這里為某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樣就說怎麼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 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梅志︰《胡風傳》載文匯月刊1987年9月號)

一個因徒在生死關頭作出的回 答,將使無數養尊處優者的所謂“違心之論”無地自容。這個因徒不愧是魯迅亡靈的護送者。當年那面護靈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這里才重放異彩。在這之 後,這個因徒因為他這種不與惡勢力合作的精神吃夠了苦頭,飽受摧殘,最後成了“一個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語)。也許他是被剝奪了外在的尊嚴,但是他的內 在尊嚴將永在。而其他人呢?還是費希特說得好︰“一個喪魂落魄、沒有神經的時代受不了這種感情和感情的這種表現,它以猶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聲,把它自己 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稱為狂想,它帶著恐懼的心情,使自己的視線避開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恥的畫面,一切強有力的和高尚的東西對它產生的影響,就 像對完全癱瘓的人的任何觸動一樣,無動於衷。”(《論學者的使命》)

還是回到巴金這里來吧。在那個炎熱的夜晚,這位老人接著又說︰“我翻 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甚麼 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50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斗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 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在一個沒有罪感氛圍的輕浮國度里,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老人完全可以帶著他的隱私或污跡安然離去,不受任何譴 責。現在,他突然覺得自己的靈魂中有罪惡,不吐不快,終於說出這一番富於懺悔意識的語言,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再造的開始。但也僅僅是開始。不幸的是, 懺悔剛一舉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詞甚至是阿諛之詞包圍了。有人說︰“這是中國散文的巔峰”,又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等等,等等。

相比世界歷史上其他民族??遠如德國,近如俄國??

在大災大難之後,知識分子靈魂拷問的慘烈程度,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不可救藥。淺淺地扎一 針,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藥,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兒童心理癥,還是他們確實患上了老年衰弱癥?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 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 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才是真正悲劇的悲哀!在這片樂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訴”在瘋長,卻不見有“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一 個民族只知控訴,不知懺悔,於是就不斷上演憶苦思甜的鬧劇。從前是目不識丁的底層文盲;現在則輪到知識分子,這個“家”,那個“權威”。他們中的很多人將 終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張大字報中的某句話曾加害於己,卻拒絕回憶自己遠比紅衛兵更早,就使用過紅衛兵的手段傷害過遠比自己優秀的同類。他們的“控訴”實 質上是一種可憐的補償要求,而不是那種高貴的正義之情。所以,他們從來只控訴別人對自己的不公平,卻絕難控訴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左拉式的人物左拉 式的控訴︰

為素不相識者的冤屈而控訴,為社會良心的沉默而控訴。那才是真正的控訴。甚麼時候能听到有我們自己左拉,在十里長街長嘯一聲︰ “我控訴!”甚麼時候這個國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續發生時,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也在持續 發生一種隱蔽的、卻更為可怕的裂變。我們對前者已經談論得夠多了,但對後者卻談論得太少,太少。讓歷史學家去爭論外界壓力與人心崩潰孰先孰後孰果孰因的關 系吧。而在人類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區別真誠作家與冒牌作家的標尺卻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碼的懺悔意識。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心壓力的作 家,也就是從不知理想人格為何物的作家。從前他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無從抵抗外在壓力。一代博學鴻儒無可挽回地跌落進犬儒哲學的懷抱。現在他 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迷走於補償性的外向控訴,卻躲避內向懺悔,躲避嚴酷的靈魂考問。世界史上的優秀民族在災難過後,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 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巔峰,惟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沒有盧梭的《懺悔》,就沒有18世紀法國浪漫文學的先河;沒有托爾斯泰從懺悔走向《復活》,就沒有19 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功;沒有薩特對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惡心》,就沒有20世紀西歐存在主義文學與哲學的雙向豐收。還記得薩特是怎麼 說的嗎???

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對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實負責。

讓我們的知識分子繼續控訴吧,控訴者將注定永遠停留在被 控訴者的水平。我們還會不斷地出“詩人”,出“作家”,卻絕不會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羅曼‧羅蘭,出托爾斯泰!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林天悟: 傳媒欺凌

信報 2010年3月29日
原文

雖說傳媒經常受到各種打壓,記者採訪也不時受到辱罵或暴力對待,有時為了挑戰強權或追尋真 相,甚至會被殺害。但是,傳媒絕對不是弱者!一支筆、一部攝錄機、一份報紙、一段新聞報道,就是兵不血刃的武器,能悄悄地置人於死地。既然有校園欺凌和網 絡欺凌,被媒體迫入窮巷的,大概可以叫做「傳媒欺凌」了。

成名的代價
無可否認地,人性的確有「幸災樂禍」特 質,熱愛「旁觀他人之痛苦」。過去兩星期,大眾透過記者的鏡頭,看到陳志雲被廉署拘捕與復出,形容詞極度貶低奚落,而他的樣子愈殘,愈易成為封面彩照。而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的「二十元最低工資論」,透過媒體不斷放大,最終令他「眾叛親離」,慘被黨友、飲食業團體和校友離棄,劃下一道又一道斷絕關係的界線,最 終迫令張宇人要在記者面前,流汗着、含着淚躬身道歉。
然後是《蘋果日報》獨家取得藝人鄭中基和蔡卓妍(阿Sa)的結婚證書副本,爆出兩人已 婚的驚人真相,這則娛樂新聞是上周六的全城熱話。事隔半天,兩名主角被迫召開記者招待會,承認曾結婚,同時宣布離婚消息。蔡卓妍在記招上回應婚姻被踢爆 時,滿臉愁容稱:「原來藝人是不可以有私隱的。」
無論是上市公司要員兼節目主持人、立法會議員抑或當紅藝人,全都屬於公眾人物,自然會成為 傳媒追訪對象。傳媒選取新聞內容時,採用的篇幅、相片、形容詞,就可決定被報道者的公眾形象。
真誠的另一種說法是偽善;保護私隱其實是以單 身假象去呃粉絲賺錢;最低工資為香港提升競爭力,亦可被說成是扼殺勞工的尊嚴……,一切演繹權都掌握在傳媒手中,然後讓市民追隨。在鏡頭前,再大的人物都 能被縮小或放大,名氣愈大,就愈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被輿論摔落地獄,那就是成名的代價。
記得約十年前,某份暢銷大報的娛樂版記者,拍到一位半 紅不黑的女藝人進入酒店賣淫的過程。當時娛樂版主管如獲至寶,喜孜孜向老總報告,表示會大肆「如實報道」,詎料老總卻破口大罵,大意是:「人家只是搵食, 我們沒有必要做到咁絕。做娛樂版都要有道德,那個只不過是半紅不黑的姐仔,又不是賺好多錢的天后,做傳媒不等於可以斷人米路!」
傳媒掌握的 權力是危險的力量,足以斷人米路與前途,甚至操控生死大權,若能適當地運用,就能為市民謀福祉,把社會的黑暗面揭破,甚至推倒最邪惡的政府。但是,一旦過 分地濫用,就會變成另類壓迫。
假如陳志雲是小公司的小職員,張宇人是街坊福利會會長,鄭中基和蔡卓妍是第九線藝人夫婦,傳媒就只能以「對 等」的力量去對待,用力過猛就是以大壓小的欺凌行為。
對待政要及藝人等公眾人物,傳媒有義務監察,但對於小市民,傳媒的權力更加顯得高高在 上,要極小心去運用。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相信是某報館的突發記者採訪實況,當時記者到達一個公共屋邨,一名中年女保安主管要求記者離開,雙方曾有爭執 口角。

記者的侮辱
片段中,只見保安員的情緒由鎮定逐漸變得激動,先用手遮擋鏡頭,後來用簿拍打攝錄機,繼而不 斷揮舞外套阻止記者採訪。而記者的語氣亦極不友善,先後辱罵對方「仲惡過狗」、「你在鬥牛嗎?傻婆」、「阿姐你是否在大陸做公安」。事件完結後,保安員在 鏡頭前向記者道歉,表示:「對不起,我不該拍你的相機,但我都是職責所在……」
影片上載到YouTube後,兩個多星期下來累積了超過八萬 次點擊,又出現不同版本。多名行家在Facebook裏轉載,不少有同樣經驗的記者大叫痛快,留言的都在嘲諷那位保安阿姐,指她醜態畢現,極之失禮。
對 於行家的反應,身為傳媒的一份子實在感到羞愧汗顏。當最低工資問題鬧哄哄之際,行家們有沒有想過,記者的時薪和保安員的時薪相差多少呢?大家的學識、薪 金、職責、社會發聲的力量都有天淵之別,雖然片段中的保安員有很多不合理的阻撓,亦不清楚傳媒在公眾地方採訪的權利,但那不算是什麼大罪,記者就算堅持不 走,相信對方亦不會作出暴力驅趕。
從影片所見,保安員雖有意氣之言,但不具挑釁性,但記者的說話卻屬於粗鄙、具有侮辱及攻擊性,較諸保安員 更難聽和粗俗,完全有失身份。
另一方面,記者若不滿採訪被阻,大可以事後向屋邨管理處投訴,節情嚴重者更可作當新聞處理。但既然雙方最終和 解,為何仍要把片段放上網呢?要知道,鏡頭前把保安員的失態言行曝光,但記者卻能安然地躲在背後,已是活生生的欺壓行為。把工作期間所得的材料用作非報道 用途是否有違操守,可再作討論,但肯定不是合理做法。

當權力在手
那位保安員知不知那段影片的存在呢?若她知道 那麼多人看過,會怎樣想呢?作為傳媒,理應明白到網絡的力量無遠弗屆,一但啟動了便無法控制,絕不應作為個人泄憤工具。
事實上,當一般市民 捲入新聞時,傳媒處理事主資料會特別小心,以保障其私隱,會隱去部份個人資料,亦會在相片適當地方打格。過去曾有涉及犯風化案的疑犯,被報章刊登相片後作 出自殘行為,這種慘劇雖然不能全歸咎於傳媒,但行家亦應明白到,一段文字或一張相,或許已是殺人兇器。傳媒要在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之間,作出平衡取捨, 保安員阻止記者採訪,報道價值大概是零,若行家只看到鏡頭前影像,對鏡頭後的欺凌成分視而不見,那就是對該保安員的另一重傷害,而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 何一位市民。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於二○○三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撰寫《當權力在手》一書,回顧三年當官生涯,談及在位時封筆停寫,從未與 任何批評她的人進行筆戰或辯護,「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龍應台在文中表示:「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 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她明白為官者,權力與平民不對等,「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 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願有權在手者,無論是媒體抑或任何人士,共勉之。

傳媒工作者

林天悟: 記者為誰說話?

信報 2010年3月15日
原文

《人民日報》旗下的《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早前在人大會議期間向湖北省省長李鴻忠追問「鄧 玉嬌案」時,李省長即時展現官威,停步、轉身、擺出官樣盤問:「你是哪間媒體的?」女記者回答:「《人民日報》……」話還沒說完,李省長鐵青着臉發炮: 「你真是《人民日報》的?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報嗎?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找你們社長去!」當場怒搶錄音筆,女記者被罵得哭了。
事 件通過「微博客」及傳媒報道,瞬即公告天下,網上極大迴響,網民紛紛要求李鴻忠辭職。李省長事後反斥是女記者「搞欺騙」(即冒充《人民日報》記者),堅稱 事件是誤會,毋須道歉,連日來與記者大玩「躲貓貓」,不願再作回應。事件沒有因李省長積極躲避而平息,有學者及全國政協委員公開指摘他「沒素質、沒修 養」,看來李省長的仕途勢必重重跌一跤。

矛頭指向李鴻忠
受辱女記者李傑獲得半天假,她沒有寫悔過書,卻在網誌 表示:「偷得半日閒,看楊絳散文。楊先生說,經歷那麼多的事,就當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國內媒體同業反應更激烈,上周五網上流傳一份《新聞界學界就李鴻忠 事件報全國人大書》的公開信,要求李鴻忠向新聞界及公眾道歉並辭職,同時要求全國人大主席團和秘書處立即啟動對其調查及彈劾程序,截至周六午夜已有超過五 百人聯署。簽署者逐漸包括各界及境外人士,名單上有前《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前《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及香港的梁文道等等。
公 開信的真偽暫且不論,但內容肯定擲地有聲,強調「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人,媒體權利折戟,大眾知情權受挫,國家形象受累,議會殿堂蒙羞」、「憲法賦予媒體 人之權利,乃公民問政之權利,強權悍然踐踏,理當據理抗議」。信中呼籲「報紙雜誌電視電台網絡微博,媒體無論類型,記者不分南北,請堅決報道後續事態,迎 向此次權利之戰」。

身為香港傳媒的一分子,隔岸看到內地行家的反擊招數,真的有汗顏羞愧之感。用了較多篇幅去說明「搶奪錄音筆」事件的來龍 去脈,只因為這次應是香港傳媒的通識課。香港號稱有新聞、言論自由,「民主成分」亦較內地高,但這一課,卻要向內地媒體取經,實在諷刺。
首 先,李鴻忠省長向女記者連珠炮發的問題,其實核心只有一個:「記者為誰說話?」請先把新聞學的書本放下,細心去想想,答案只有一個:「記者為老闆說話。」 這樣的答案的確難以接受,但記者始終是受薪的打工仔,職責是去採訪,但若被開除,就連發表稿件的空間都沒有,所有新聞使命就莫談了。所以別偽善了,老闆才 是傳媒的皇帝。
開辦傳媒的目的,有些是為了某些團體而服務,例如宗教、政黨等等,其中包括李鴻忠省長尊崇的「黨報」,或者專為傳達政府訊息 的電視台,如CCTV等等。這些機構毋須顧及財政壓力,也不用理會受眾反應,只要做官方的傳聲筒就可以了,那些記者被問到:「你們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 話?」答案不言而喻了。

曾局長的最差示範
另一些傳媒機構則賺錢至上,或者最少要收支平衡才能繼續經營。這類媒 體要迎合讀者才能得到青睞,甚至肩負李省長最不屑的「引導輿論」的責任。這類機構的記者必須站到人民那邊,傾聽民間的脈膊,受命去報道民間的聲音。除非市 場上只剩下「官媒」,否則這類記者的問題愈是銳利,文筆愈是辛辣,其市場價值就愈高。
當面對強權與高官,甚至是自已老闆時,正好是記者顯現 身價的時機。官員的言行需要對市民負責,若有政府人員如李鴻忠一樣,還未回答就問:「你是哪間媒體的?」記者應立即探究:「哪間媒體什麼關係?請你先回答 我的問題。」坊間對傳媒機構有不同印象,市民有權拒絕接受任何訪問,但政府人員是以公帑支薪,香港的新聞自由受法律保障,公僕沒有選擇媒體的權利。
於 是,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未有回答記者提問,反而說:「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嘢?」在場記者應該十 分興奮,因有高官說蠢話,就是顯身手的時候,大可以這樣說:「曾局長,我知你以前是官方喉舌的左報老總,但現在你的身份是局長,我們代表市民向你提問,請 你回答!」這樣的說話,適合對付任何「前」傳媒人士或高官。
曾局長曾是資深傳媒人,曾是報館的最高領導人,卻向後輩作出了最差示範,但報章 翌日只是寫了寥寥幾句。應該說,曾局長在香港是幸運的,從李鴻忠事件來看,這種事一旦在國內發生,曾局長才剛轉身,其言行就會通過twitter等「微博 客」傳開去,然後在討論區內被網友大肆抨擊,跟着遭到不斷惡搞,「你都未出世」可能成為網上金句,也許還有手機短片可以分享。若迴響夠大,說不定曾局長要 公開交代和作出檢討。

傳媒要提高警覺
事實上,事件重點不在於曾局長那幾句話,而在於其骨子裏的思考方式,存在 對新聞界有種睥睨不屑的看法,那就是spin精神核心思想。套用內地的語言,是政府要「抓緊」媒體的內容,把「引導輿論」話語權搶奪過來,若傳媒沒有提高 警覺,沒有隨時作出反抗,最糟的狀況就是全體淪為官方喉舌,那時候,記者只能為政府說話。
內地新聞界的公開信強調的「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 人」,呼籲同業「迎向此次權利之戰」,慷慨激昂,亦是絕對正確。當同業受害時你不發聲,當傳媒受壓時市民不關心,當支聯會等人罕有地因「非法集會」被捕, 坊間亦視作尋常,那麼下次再有人被受迫害,就沒有人可以發聲了。

傳媒工作者
(延伸閱讀)

David Webb: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28th February 2010
Original Copy

One of the tendencies of an unelected Government, as Hong Kong has, is to try to avoid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to allow future deniability of its statements, by refusing to be quoted on the record. Never a day goes by without some anonymous Government person being quoted as a "source" or "an official".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respond to criticism without opening itself up to further questions, or when it wishes to float policy ideas which it can later deny having suggested. A tame media almost never makes clear that the person is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that would tend to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y?". They also fear losing access to their sources if they dare even to mention the anonymity.

There are of cours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journalist can and should use sources without attribution - for example, if the source is a whistle-blower against his employer, or speaking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his employer, or has reason to fear for his security, and there is either a second source or some corroborating evidence. In that case, the journalist should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anonymity. But the unattributed briefing is a system which is heavily abused by the HK Government when they want to issue statements without attribution to any accountable official. The media let them get away with this, for fear of losing access to "exclusive" briefings.

Apart from unattributable briefings from re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other favourite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puts out its position is to issue media releases (or what they still call "press releases", despite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printed media in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conjure up a fictitious "spokesman" and report that the spokesman said various things. The deceptive idea is that the media will then produce reports with direct quotations from "a Government spokesman", without ever having heard a real-life human speak those words. It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the journalist interviewed the spokesman or at least heard him speak (and knows who spoke), and hence that the media report is the result of a journalistic enquiry of the matter. Knowing who spoke would allow the journalist to consider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speaker may have, or any contradictions to past statements by that person. It would also allow for the possibility of follow-up questions. A recent example of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was the response to a counter-proposal on the Express Rail Link, in which the "spokesman" dismissed it as not feasible.

Hong Kong's media should put a stop to this practice. Instead of quoting a fictitious spokesman, what journalists should write is:
"in a written statement, the [Government*] said"
(*or insert name of Bureau or Department).
Drop the spokesman - he doesn't exist. Strip him out of the press release and report the Government's statements directly. Perpetuating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makes the journalist complicit in deception of the public. If the media stop the illusion, then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no reason to use it.

Many readers of Hong Kong's media might think that the words attributed to a "Government spokesman" were actually spoken by a warm-blooded human, at least internally, to a Government statement-writer. Webb-site devised a simple test of this hypothesis: if the spokespersons really existed, then you would expect a fair proportion of them, if not close to half, to be female. But if you search the Government's press release site using Google for the following phrases, here are the results:
Phrase Hits Share
spokesman said 15,400 97.28%
spokesperson said 426 2.69%
spokeswoman said 5 0.03%
If nothing else, this indicates a clear bias in the minds of officialdom that to be authoritative, a fictitious spokesperson should be male, not genderless or female.

Responding to this allegation of bias, a Government spokeswoman said "You're right, this just isn't fair. All these fictitious men are appointed as spokespersons, but hardly any fictitious women like me. I am going t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 Webb-site.com, 2010

林天悟: 「吃了屎」的傳媒

信報 2010年3月8日
原文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 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 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 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 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 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 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 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 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 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 「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 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 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 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 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 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 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 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 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 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 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 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 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 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 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 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 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 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 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O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 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