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這可能是一篇得罪所有香港人的文章。
曾有人說過，有什麼的顧客，便有什麼的服務，如果服務不好，顧客可以把不滿向管理層反映，要求盡快改善，或停用該公司的服務。以上的道理，說明了公司和顧 客的身分是互動的，公司的服務不佳，除了公司的管理層要負上責任之外，顧客本身也責無旁貸，要為容忍和接受差的服務而負上責任，換句話說，差的顧客得到差 的服務是活該的。
同樣道理也可以套用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之上，有什麼的人民，便有什麼的政府。香港的政制長期停滯不前，除了中央高度干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民甘願 接受或容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的合理結果。
港人爭取民主作過多少貢獻？
在國際的經驗上，民主從來不是恩賜的，要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是妙想天開的事情。沒有經過爭取而得到的民主，也往往得不到人民的珍惜和重視，因而變得反覆、 不穩定，甚至是短暫的。
歸納世界各國成功民主化的經驗，要成功向當權者爭取權力，方法通常只有一個，就是加大他的管治成本，使他明白只有採用一個民主的政制，才可得到有效的管 治。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對當權者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一切以和平有序秩的方式來進行，以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為大前提，它對當權者所給與 的壓力自然有限，對香港管治的衝擊，甚至比紮鐵工人的工業行動更細。
從香港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去懷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組織自己，成功向當權者爭取自己的訴求。六七暴動是港英管治的轉捩點，使它走向 更開明的善治。但歷史的分析多把六七暴動定論為「左仔搞亂香港」，亦即當年的北京在幕後有一定角色。而80 年代的民主化也主要由英國人賜與。多年來，香港人究竟成功爭取過什麼？不需要努力爭取，便得到了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到頭來，是香港人的福氣，還是詛咒？
當我們投訴我們的政府如何不是，香港遲遲未有民主的時候，我們應深切地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享有一個更佳的政府？
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問國家可以給予你什麼，要問你可以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在香港爭取民主化的路途上，我們應該問的亦不是香港何 時有民主，而是香港人自己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作出過多少貢獻？
曾有人說過，有什麼的顧客，便有什麼的服務，如果服務不好，顧客可以把不滿向管理層反映，要求盡快改善，或停用該公司的服務。以上的道理，說明了公司和顧 客的身分是互動的，公司的服務不佳，除了公司的管理層要負上責任之外，顧客本身也責無旁貸，要為容忍和接受差的服務而負上責任，換句話說，差的顧客得到差 的服務是活該的。
同樣道理也可以套用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之上，有什麼的人民，便有什麼的政府。香港的政制長期停滯不前，除了中央高度干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民甘願 接受或容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的合理結果。
港人爭取民主作過多少貢獻？
在國際的經驗上，民主從來不是恩賜的，要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是妙想天開的事情。沒有經過爭取而得到的民主，也往往得不到人民的珍惜和重視，因而變得反覆、 不穩定，甚至是短暫的。
歸納世界各國成功民主化的經驗，要成功向當權者爭取權力，方法通常只有一個，就是加大他的管治成本，使他明白只有採用一個民主的政制，才可得到有效的管 治。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對當權者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一切以和平有序秩的方式來進行，以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為大前提，它對當權者所給與 的壓力自然有限，對香港管治的衝擊，甚至比紮鐵工人的工業行動更細。
從香港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去懷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組織自己，成功向當權者爭取自己的訴求。六七暴動是港英管治的轉捩點，使它走向 更開明的善治。但歷史的分析多把六七暴動定論為「左仔搞亂香港」，亦即當年的北京在幕後有一定角色。而80 年代的民主化也主要由英國人賜與。多年來，香港人究竟成功爭取過什麼？不需要努力爭取，便得到了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到頭來，是香港人的福氣，還是詛咒？
當我們投訴我們的政府如何不是，香港遲遲未有民主的時候，我們應深切地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享有一個更佳的政府？
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問國家可以給予你什麼，要問你可以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在香港爭取民主化的路途上，我們應該問的亦不是香港何 時有民主，而是香港人自己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作出過多少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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