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k Hui: 列寜‧五區公投‧邏輯

原文

一九一四年，當整個工運陷於分裂時，列寧回到圖書館，花了 一年時間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在《邏輯》裏，列寧重新 發掘馬克思的《資本論》，將經濟分析結合到黑格爾的「邏 輯」。如果我建議香港的反對黨在「公投」後效法列寧，你 可能會覺得好笑，但問題是「邏輯」以及「辯證」似乎是整 個運動裏十分薄弱的一環。我批評「普選」變相「公投」不 是因為我反對這一社會運動，而是因為我想認真對待這個事 件。我不會說五區公投是失敗還是成功，五十多萬人投票算 多算少，但冷清的票站至少告訴我們「成功」是有保留的。 學者通常會認定這因香港市民「政治冷感」，但弔詭的是不 投票也是民主的表現方式，每個人都被逼強制投票才是極權 主義（totalitarianism）。問題是誰阻止了市 民的熱情？

我想在這裏指出兩個邏輯上的問題，第一個是觀念(concept) 上的，第二個是語言上的。首先這個「民主運動」 有三個目的﹕一、五區補選；二、取消功能組別；三、公投 普選。而這三個目的還有一個潛台詞﹕支持五區總辭。雖然 第二個和第三個看起來相關，但特首普選和所有立法會議席 普選是兩個議題。一次投票有四個議程，他們並不是全部融 合，最明顯的是支持普選的不一定支持五區總辭；支持特首 的不一定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不一定 支持五區總辭。我們要面對的是，投票者要以一個普遍的(universal) 觀念「民主」來凌駕幾個特稱(particular) 的、存在相互矛盾的觀念。那麼「變相」公投出來 的結果，怎麼能夠反映香港人對普選渴望和民主的 訴求呢？與其如曾蔭權說的「補選變質」，倒不如說是「公 投變質」，一個目的明確、旗幟聲明的民主運動變成了泛 民主派的內訌。將幾個存有內在矛盾的議程結合在一起，很 明顯只會削弱投票的結果。我們或者要問，為甚麼市民不能克服 這些內在矛盾，如政客所言「以大局為重」呢？

這牽涉另一個語言上的問題。「民主」在某些後現代社會理論 裏被視為「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一種。 民主作為消費可見於許多例子，如個人主義抬頭而湧現的 無政府主義傾向，視自我為一切價值的中心，「支不支持」 變成了「buy唔buy」；如民主運動變成對媒體的消費， 加上政府傾向於「政治化妝」，政治語言變成了例如「American idol」或者「X factor」這樣的「真人秀」。那麼觀眾問的問題是﹕「我是否消費得起？」以消費為形象的「民主」就好像和剐窗裏的LV手袋一樣，它和你我之間隔著一道玻璃窗。我們要問到底是甚麼造成了這一種腐敗的政治語言？整個「變相公投」運動是不是也是基於這種語言上操作？在整個民主運動的動員上有沒有深入各階層，還只是以「消費」的語言如口號、明星形象等？我支持公投、支持補選、支持取消功能組別、支持五區總辭，但我更支持他們總辭之後走入群眾和社區，實行基層動員，搞真正的民主運動。然而這無疑是香港政治的困境也是「特色」之一，政治光譜不分左右，「左派」並不是關心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泛民也不會說自己是「右翼」，所有人都叫「自由主義者」。而這種自由主義者的最大特色當然就是「騎牆」，隨時向左隨時向右，這樣的政治語言也即是消費的另一面相而已。

不少參與者認為這次「公投」最大目的是喚醒市民以達到「自 我醒覺」。這無疑是個恰當的想法，但「自我醒覺」是需要 「矛盾」才會發生的，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一的第一章 便是重覆黑格爾的「邏輯」，分析商品和生產的內在矛盾。 民主永遠都是處於矛盾，從柏拉圖的理論開始，它便已是政 府、特權階級以及人民之間的對立。但民主作為一個普世觀 念，如同商品生產的矛盾一樣是需要一種政治語言來傳達。 這種「醒覺」或「震驚」有兩個直接可能﹕一是它真的喚起 自我醒覺，如潛在的民主運動；二是它被逐漸吸納、中和為 自然，今天可以看到，在香港馬克思從經濟發展出來的「邏 輯」已被中和為「fair enough」勞資關係。以「真人秀」為主導的政治語言，它所強調的只是消費而已，消費也即是「麻木」的最好途徑。就好像當你第一次看著那個經過許多關卡贏了比賽的參與者落淚時有點感動，但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

我並不是否定民主運動，相反我認為「民主」不單是普世而且 是先驗的（a priori)，它根本不需要被證明(prove)，而只 需要演示(demonstrate)。政府以「還沒有共 識」而否定民主的講法不單是觀念上的謬誤，而且是以否定 民主來維持自身的合法化，企圖將公共領域去政治化。我們 可假設那真是一場公投，結果不會只是五十多萬張票。我期 望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深入、而且清晰的運動，民主議程 不是一個機制，正如發展文化不是看「藝術館」的數目，政治和 美學並不在議會裏或博物館裏。■

Conspectus of Hegel’s book The Science of Logic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4/cons-logic/p100.jpg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一期
It was abruptly written, because had to run to organize a workshop afterward

林輝: 「民主非萬能」 混淆普選視聽

獨立媒體 2010年5月6日
原文

詭辯技巧，有一種稱為「稻草人辯論術（Straw Man Argument）」，即是先樹立一個荒謬的論點，再對 之以攻擊。最近常見的例子，就是「民主不是萬應靈丹」的說法。

攻擊荒謬論點　混淆視聽
有很多人常將這話掛在口邊，如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議員，早 前就在一班學生前問「民主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連民 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也撰文問同樣問題，彷彿其他人都鬼迷心 竅，認定只要有民主就會變成烏托邦，所以他才要不厭其煩地走 出來以正視聽。
到底誰在公開聲言「民主就是萬能」？我嘗試在 Wisenews上搜尋「民主」和「萬能」，發現至少在過去一年，幾乎全部的結果都是「民主不是萬能」，說「民主萬能論」最多的那位作家叫做劉迺強。一再 強調民主不是萬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實毫無意義。
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萬應靈丹，「民主」不是、「和諧」不是、 「保育」不是、「發展」也不是，但這不代表這些東西就沒有價 值，或沒有爭取或保留的需要。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討論已超過20年，作為資深的議員和評論 者，應該可以為香港的民主政制進行更高層次的討論，如果 不同意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民主和普選權利，便明刀明槍的拿 出論據反對好了，別不斷宣傳這些「虛擬敵人」，混淆視聽。

單仲偕民主說　令人驚訝
另一個常見的稻草人，就是「民主不等於普選」、「普選不等 於直選」。其實民主當然不「等於」普選，而普選也不「等 於」地區直選，只能說民主包含普選，而普選包含地區直選，這 是政治學入門的知識。
我在 Wisenews上也找不到有人說過「民主等於普選」這樣 的話，反而單仲偕早前撰文說「『民主』非只得唯一標準」， 卻將直選、普選和民主混為一談，以問句掩蓋其混亂邏輯，以其 民主黨副主席的身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驚訝。
民主不等於普選，但沒有普選卻難可稱為民主，至少不是政制 民主；民主不是只有政制民主，但沒有政制民主，其他方面 的民主卻更難真正實踐。單副主席何不讀讀中國「白馬非馬」的 故事？千年前中國人已明白necessary condition 和 sufficient condition 的分別了。

（刊於5月6日經濟日報）

朱學勤: 知識分子需要一場靈魂拷問

原文

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內心不自由的懲罰。——馬克思

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胡風如此，胡風為之執幡護靈的魯迅也是如此。他們要 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需要悲劇，知識分子更需要悲劇。一個時代沒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悲劇；有 了悲劇，知識分子們竟如婦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對悲劇尊嚴的辱沒。

對悲劇尊嚴的辱沒豈止從今日開始？

1986年8月一個炎 熱的夜晚，巴金提筆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風。這個80多歲的老人顫巍巍地說︰
“在那一場‘斗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甚麼事情？我記得在上 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 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隨想錄‧無題集》）

1955年發生了甚麼事？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把另一個知識分子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提供給當時世界上 發行量最大的幾家報紙之一《人民日報》，制作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第一批材料。接著，政府查抄胡風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於眾，並且分門別類，加 上按語，拋出所謂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一哄而起紛紛“向井囗投擲石塊”（巴金語）爭先恐後地在那家報紙或其他報紙上發表討伐胡風 的文章，咬牙切齒，聲聲可聞。那兩個月里發生的事情都輯錄在《人民日報》上。翻一翻這家報紙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訂本，後代人既為那三批按語無限上綱 羅織文網的強橫邏輯而震驚，也為當時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可恥記錄感到羞恥。請看這些文字︰“看了《人民日報》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後，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燒得 滾燙。”“我看穿了胡風的心；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胡風，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誰？當胡風向黨和黨所領導 的文藝戰線發動了猖狂進政以後，不久就傳來了台灣廣播熱烈的響應。”
“請依法鎮壓胡風，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胡 風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們不僅是狼種，而且似乎又當過狐狸的徒弟”，“要徹底消滅這批狼種”。
“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 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

上述語言的作者，既有剛殞落不久的一代文壇巨擘，也有至今還抱享盛譽的人民劇作家；既有當時曾轟動一 時的山藥蛋作家，也有直到現在還當之無愧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當然，也少不了後來被稱之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這麼些文字中，後來的讀者能 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囗嗎？你揀最丑惡的猜，也會猜錯。悲劇不在於誰比誰丑惡，而在於後來的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在傷害最早也是最優秀的一個殉道者時， 竟使用起同一類語言！

人常說，那三批按語是後來一切整人哲學、整人語言的開始，但是忘了補充一句︰圍繞三批按語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後來街 頭大字報語言的開始。這類文章，尤其是這類文章所使用的思維方式與日後紅衛兵的語言、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有甚麼差別呢？“狼種”、“狐狸”、“九尾狐”、 “徹底消滅”、“嚴厲鎮壓”，30年後，紅衛兵毫不猶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轟”、“砸爛”！早在紅衛兵學會糊大字報以前，大字報的語言不就 已由他們的前輩準備好了嗎？區別在於紅衛兵使用這類語言，是由他們的教育決定的，而前一代人開創這類語言，則是由更為可悲的劣根性決定的。紅衛兵從學會讀 報那天起，接受的就是這種語言教育。他們只有這一種語言，沒有人教他們第二種語言。災難過後，他們當然要低頭懺悔，但他們至少還可說一句︰“我們的罪過是 無知，而不是虛偽！”一代文化巨擘，還有這個“家”、那個“權威”卻不一樣了，他們是說著另一種語言長大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曾經親履西土，受過系統的 民主教育，起碼是文明教育。他們應讓知道使用這種語言，遠遠超出了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規範。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語言，誰使用這種語言，誰首先就剝奪了他自己 的內在尊嚴。當紅衛兵懺悔的時候，他們也應該懺悔，甚至更應該懺悔！因為他們當時就應該知道使用這種語言，不是出自野蠻，就是出自虛偽，因而，也就更應該 承擔良心的責任。

“狼種”、“九尾狐”、“灰蛇”、“白蛇”??

一場真正的理論沖突和政治悲劇就是被這種幾乎是村婦相訌的 語言辱沒了，沖淡了，沖淡成丑劇；然後，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風事件的個人範圍，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足夠污染幾十年文化氛圍的空間內收斂還原，還原為整整一代 知識分子的大悲劇。當後一代人重讀那三批“按語”和那一批文章時，將難以抑止內心泛起的強烈的厭惡之情。人們甚至會這樣說，連“丑惡”都可以分出檔次︰那 三批按語？雖然強橫，卻還留有強橫者的氣勢，強橫者的文采，尚可稱“惡而不丑”；而一批助惡幫閑的文章呢？則落入更低一個階次。它們虛假到了極點，也虛弱 到了極點，助惡無作惡之“力”，助惡無作惡之“美”，只能稱為“丑而不惡”！需要付出多麼沉重的心理代價，後代人才能相信這就是我們中國惟一受過民主教育 的那個階層在當時使用的語言？等到這個階層都已習慣於使用這類語言時，還有甚麼事情不會發生呢？費希特有言︰“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 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中國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就是這樣開始的。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場接一場如雪崩般發生。整個社 會像被人在山巔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滾動，直到最後滾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規範的崩潰深淵。從這類災難中過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現在都已學會如何控訴 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從50年代中葉那次可恥的投降以來，他們哪一天不是在虔誠地等待這一切，召喚這一切，甚至參與制作這一切呢？他們掘土埋葬同類，隨 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賣友求榮者，五七年落網；五七年漏網偷生者，六六年一網打盡；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會有人出來 說，這是違心的，那是被迫的，請寬恕知識分子們在高壓的不光彩行為。即以胡風為例，他們承受的政治壓力再高，也高不過胡風身為囚徒在監獄中的生死壓力。 1966年夏，胡風尚在服刑。官方來人要他揭發周揚問題，威逼兼利誘。人們都知道胡風揭發周揚，無論如何都不為過；此時胡風不揭發周揚，則可能加重刑期， 甚至被推向極刑。是報復宿敵，以求獲得“正當”的自由？還是頂著壓力，甘冒生死之禍，保全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胡風的態度是︰
不管報上說 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在這里為某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樣就說怎麼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 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梅志︰《胡風傳》載文匯月刊1987年9月號）

一個因徒在生死關頭作出的回 答，將使無數養尊處優者的所謂“違心之論”無地自容。這個因徒不愧是魯迅亡靈的護送者。當年那面護靈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這里才重放異彩。在這之 後，這個因徒因為他這種不與惡勢力合作的精神吃夠了苦頭，飽受摧殘，最後成了“一個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語）。也許他是被剝奪了外在的尊嚴，但是他的內 在尊嚴將永在。而其他人呢？還是費希特說得好︰“一個喪魂落魄、沒有神經的時代受不了這種感情和感情的這種表現，它以猶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聲，把它自己 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稱為狂想，它帶著恐懼的心情，使自己的視線避開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恥的畫面，一切強有力的和高尚的東西對它產生的影響，就 像對完全癱瘓的人的任何觸動一樣，無動於衷。”（《論學者的使命》）

還是回到巴金這里來吧。在那個炎熱的夜晚，這位老人接著又說︰“我翻 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甚麼 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50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斗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 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在一個沒有罪感氛圍的輕浮國度里，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老人完全可以帶著他的隱私或污跡安然離去，不受任何譴 責。現在，他突然覺得自己的靈魂中有罪惡，不吐不快，終於說出這一番富於懺悔意識的語言，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再造的開始。但也僅僅是開始。不幸的是， 懺悔剛一舉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詞甚至是阿諛之詞包圍了。有人說︰“這是中國散文的巔峰”，又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等等，等等。

相比世界歷史上其他民族??遠如德國，近如俄國??

在大災大難之後，知識分子靈魂拷問的慘烈程度，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不可救藥。淺淺地扎一 針，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藥，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兒童心理癥，還是他們確實患上了老年衰弱癥？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 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 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才是真正悲劇的悲哀！在這片樂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訴”在瘋長，卻不見有“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一 個民族只知控訴，不知懺悔，於是就不斷上演憶苦思甜的鬧劇。從前是目不識丁的底層文盲；現在則輪到知識分子，這個“家”，那個“權威”。他們中的很多人將 終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張大字報中的某句話曾加害於己，卻拒絕回憶自己遠比紅衛兵更早，就使用過紅衛兵的手段傷害過遠比自己優秀的同類。他們的“控訴”實 質上是一種可憐的補償要求，而不是那種高貴的正義之情。所以，他們從來只控訴別人對自己的不公平，卻絕難控訴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左拉式的人物左拉 式的控訴︰

為素不相識者的冤屈而控訴，為社會良心的沉默而控訴。那才是真正的控訴。甚麼時候能听到有我們自己左拉，在十里長街長嘯一聲︰ “我控訴！”甚麼時候這個國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續發生時，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也在持續 發生一種隱蔽的、卻更為可怕的裂變。我們對前者已經談論得夠多了，但對後者卻談論得太少，太少。讓歷史學家去爭論外界壓力與人心崩潰孰先孰後孰果孰因的關 系吧。而在人類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區別真誠作家與冒牌作家的標尺卻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碼的懺悔意識。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心壓力的作 家，也就是從不知理想人格為何物的作家。從前他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無從抵抗外在壓力。一代博學鴻儒無可挽回地跌落進犬儒哲學的懷抱。現在他 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迷走於補償性的外向控訴，卻躲避內向懺悔，躲避嚴酷的靈魂考問。世界史上的優秀民族在災難過後，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 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巔峰，惟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沒有盧梭的《懺悔》，就沒有18世紀法國浪漫文學的先河；沒有托爾斯泰從懺悔走向《復活》，就沒有19 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功；沒有薩特對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惡心》，就沒有20世紀西歐存在主義文學與哲學的雙向豐收。還記得薩特是怎麼 說的嗎？??

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對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實負責。

讓我們的知識分子繼續控訴吧，控訴者將注定永遠停留在被 控訴者的水平。我們還會不斷地出“詩人”，出“作家”，卻絕不會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羅曼‧羅蘭，出托爾斯泰！

林天悟: 傳媒欺凌

信報 2010年3月29日
原文

雖說傳媒經常受到各種打壓，記者採訪也不時受到辱罵或暴力對待，有時為了挑戰強權或追尋真 相，甚至會被殺害。但是，傳媒絕對不是弱者！一支筆、一部攝錄機、一份報紙、一段新聞報道，就是兵不血刃的武器，能悄悄地置人於死地。既然有校園欺凌和網 絡欺凌，被媒體迫入窮巷的，大概可以叫做「傳媒欺凌」了。

成名的代價
無可否認地，人性的確有「幸災樂禍」特 質，熱愛「旁觀他人之痛苦」。過去兩星期，大眾透過記者的鏡頭，看到陳志雲被廉署拘捕與復出，形容詞極度貶低奚落，而他的樣子愈殘，愈易成為封面彩照。而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的「二十元最低工資論」，透過媒體不斷放大，最終令他「眾叛親離」，慘被黨友、飲食業團體和校友離棄，劃下一道又一道斷絕關係的界線，最 終迫令張宇人要在記者面前，流汗着、含着淚躬身道歉。
然後是《蘋果日報》獨家取得藝人鄭中基和蔡卓妍（阿Sa）的結婚證書副本，爆出兩人已 婚的驚人真相，這則娛樂新聞是上周六的全城熱話。事隔半天，兩名主角被迫召開記者招待會，承認曾結婚，同時宣布離婚消息。蔡卓妍在記招上回應婚姻被踢爆 時，滿臉愁容稱：「原來藝人是不可以有私隱的。」
無論是上市公司要員兼節目主持人、立法會議員抑或當紅藝人，全都屬於公眾人物，自然會成為 傳媒追訪對象。傳媒選取新聞內容時，採用的篇幅、相片、形容詞，就可決定被報道者的公眾形象。
真誠的另一種說法是偽善；保護私隱其實是以單 身假象去呃粉絲賺錢；最低工資為香港提升競爭力，亦可被說成是扼殺勞工的尊嚴……，一切演繹權都掌握在傳媒手中，然後讓市民追隨。在鏡頭前，再大的人物都 能被縮小或放大，名氣愈大，就愈要有心理準備隨時被輿論摔落地獄，那就是成名的代價。
記得約十年前，某份暢銷大報的娛樂版記者，拍到一位半 紅不黑的女藝人進入酒店賣淫的過程。當時娛樂版主管如獲至寶，喜孜孜向老總報告，表示會大肆「如實報道」，詎料老總卻破口大罵，大意是：「人家只是搵食， 我們沒有必要做到咁絕。做娛樂版都要有道德，那個只不過是半紅不黑的姐仔，又不是賺好多錢的天后，做傳媒不等於可以斷人米路！」
傳媒掌握的 權力是危險的力量，足以斷人米路與前途，甚至操控生死大權，若能適當地運用，就能為市民謀福祉，把社會的黑暗面揭破，甚至推倒最邪惡的政府。但是，一旦過 分地濫用，就會變成另類壓迫。
假如陳志雲是小公司的小職員，張宇人是街坊福利會會長，鄭中基和蔡卓妍是第九線藝人夫婦，傳媒就只能以「對 等」的力量去對待，用力過猛就是以大壓小的欺凌行為。
對待政要及藝人等公眾人物，傳媒有義務監察，但對於小市民，傳媒的權力更加顯得高高在 上，要極小心去運用。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相信是某報館的突發記者採訪實況，當時記者到達一個公共屋邨，一名中年女保安主管要求記者離開，雙方曾有爭執 口角。

記者的侮辱
片段中，只見保安員的情緒由鎮定逐漸變得激動，先用手遮擋鏡頭，後來用簿拍打攝錄機，繼而不 斷揮舞外套阻止記者採訪。而記者的語氣亦極不友善，先後辱罵對方「仲惡過狗」、「你在鬥牛嗎？傻婆」、「阿姐你是否在大陸做公安」。事件完結後，保安員在 鏡頭前向記者道歉，表示：「對不起，我不該拍你的相機，但我都是職責所在……」
影片上載到YouTube後，兩個多星期下來累積了超過八萬 次點擊，又出現不同版本。多名行家在Facebook裏轉載，不少有同樣經驗的記者大叫痛快，留言的都在嘲諷那位保安阿姐，指她醜態畢現，極之失禮。
對 於行家的反應，身為傳媒的一份子實在感到羞愧汗顏。當最低工資問題鬧哄哄之際，行家們有沒有想過，記者的時薪和保安員的時薪相差多少呢？大家的學識、薪 金、職責、社會發聲的力量都有天淵之別，雖然片段中的保安員有很多不合理的阻撓，亦不清楚傳媒在公眾地方採訪的權利，但那不算是什麼大罪，記者就算堅持不 走，相信對方亦不會作出暴力驅趕。
從影片所見，保安員雖有意氣之言，但不具挑釁性，但記者的說話卻屬於粗鄙、具有侮辱及攻擊性，較諸保安員 更難聽和粗俗，完全有失身份。
另一方面，記者若不滿採訪被阻，大可以事後向屋邨管理處投訴，節情嚴重者更可作當新聞處理。但既然雙方最終和 解，為何仍要把片段放上網呢？要知道，鏡頭前把保安員的失態言行曝光，但記者卻能安然地躲在背後，已是活生生的欺壓行為。把工作期間所得的材料用作非報道 用途是否有違操守，可再作討論，但肯定不是合理做法。

當權力在手
那位保安員知不知那段影片的存在呢？若她知道 那麼多人看過，會怎樣想呢？作為傳媒，理應明白到網絡的力量無遠弗屆，一但啟動了便無法控制，絕不應作為個人泄憤工具。
事實上，當一般市民 捲入新聞時，傳媒處理事主資料會特別小心，以保障其私隱，會隱去部份個人資料，亦會在相片適當地方打格。過去曾有涉及犯風化案的疑犯，被報章刊登相片後作 出自殘行為，這種慘劇雖然不能全歸咎於傳媒，但行家亦應明白到，一段文字或一張相，或許已是殺人兇器。傳媒要在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之間，作出平衡取捨， 保安員阻止記者採訪，報道價值大概是零，若行家只看到鏡頭前影像，對鏡頭後的欺凌成分視而不見，那就是對該保安員的另一重傷害，而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 何一位市民。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於二○○三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撰寫《當權力在手》一書，回顧三年當官生涯，談及在位時封筆停寫，從未與 任何批評她的人進行筆戰或辯護，「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龍應台在文中表示：「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 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她明白為官者，權力與平民不對等，「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 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願有權在手者，無論是媒體抑或任何人士，共勉之。

傳媒工作者

林天悟: 記者為誰說話？

信報 2010年3月15日
原文

《人民日報》旗下的《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早前在人大會議期間向湖北省省長李鴻忠追問「鄧 玉嬌案」時，李省長即時展現官威，停步、轉身、擺出官樣盤問：「你是哪間媒體的？」女記者回答：「《人民日報》……」話還沒說完，李省長鐵青着臉發炮： 「你真是《人民日報》的？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報嗎？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找你們社長去！」當場怒搶錄音筆，女記者被罵得哭了。
事 件通過「微博客」及傳媒報道，瞬即公告天下，網上極大迴響，網民紛紛要求李鴻忠辭職。李省長事後反斥是女記者「搞欺騙」（即冒充《人民日報》記者），堅稱 事件是誤會，毋須道歉，連日來與記者大玩「躲貓貓」，不願再作回應。事件沒有因李省長積極躲避而平息，有學者及全國政協委員公開指摘他「沒素質、沒修 養」，看來李省長的仕途勢必重重跌一跤。

矛頭指向李鴻忠
受辱女記者李傑獲得半天假，她沒有寫悔過書，卻在網誌 表示：「偷得半日閒，看楊絳散文。楊先生說，經歷那麼多的事，就當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國內媒體同業反應更激烈，上周五網上流傳一份《新聞界學界就李鴻忠 事件報全國人大書》的公開信，要求李鴻忠向新聞界及公眾道歉並辭職，同時要求全國人大主席團和秘書處立即啟動對其調查及彈劾程序，截至周六午夜已有超過五 百人聯署。簽署者逐漸包括各界及境外人士，名單上有前《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前《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及香港的梁文道等等。
公 開信的真偽暫且不論，但內容肯定擲地有聲，強調「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人，媒體權利折戟，大眾知情權受挫，國家形象受累，議會殿堂蒙羞」、「憲法賦予媒體 人之權利，乃公民問政之權利，強權悍然踐踏，理當據理抗議」。信中呼籲「報紙雜誌電視電台網絡微博，媒體無論類型，記者不分南北，請堅決報道後續事態，迎 向此次權利之戰」。

身為香港傳媒的一分子，隔岸看到內地行家的反擊招數，真的有汗顏羞愧之感。用了較多篇幅去說明「搶奪錄音筆」事件的來龍 去脈，只因為這次應是香港傳媒的通識課。香港號稱有新聞、言論自由，「民主成分」亦較內地高，但這一課，卻要向內地媒體取經，實在諷刺。
首 先，李鴻忠省長向女記者連珠炮發的問題，其實核心只有一個：「記者為誰說話？」請先把新聞學的書本放下，細心去想想，答案只有一個：「記者為老闆說話。」 這樣的答案的確難以接受，但記者始終是受薪的打工仔，職責是去採訪，但若被開除，就連發表稿件的空間都沒有，所有新聞使命就莫談了。所以別偽善了，老闆才 是傳媒的皇帝。
開辦傳媒的目的，有些是為了某些團體而服務，例如宗教、政黨等等，其中包括李鴻忠省長尊崇的「黨報」，或者專為傳達政府訊息 的電視台，如ＣＣＴＶ等等。這些機構毋須顧及財政壓力，也不用理會受眾反應，只要做官方的傳聲筒就可以了，那些記者被問到：「你們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 話？」答案不言而喻了。

曾局長的最差示範
另一些傳媒機構則賺錢至上，或者最少要收支平衡才能繼續經營。這類媒 體要迎合讀者才能得到青睞，甚至肩負李省長最不屑的「引導輿論」的責任。這類機構的記者必須站到人民那邊，傾聽民間的脈膊，受命去報道民間的聲音。除非市 場上只剩下「官媒」，否則這類記者的問題愈是銳利，文筆愈是辛辣，其市場價值就愈高。
當面對強權與高官，甚至是自已老闆時，正好是記者顯現 身價的時機。官員的言行需要對市民負責，若有政府人員如李鴻忠一樣，還未回答就問：「你是哪間媒體的？」記者應立即探究：「哪間媒體什麼關係？請你先回答 我的問題。」坊間對傳媒機構有不同印象，市民有權拒絕接受任何訪問，但政府人員是以公帑支薪，香港的新聞自由受法律保障，公僕沒有選擇媒體的權利。
於 是，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未有回答記者提問，反而說：「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嘢？」在場記者應該十 分興奮，因有高官說蠢話，就是顯身手的時候，大可以這樣說：「曾局長，我知你以前是官方喉舌的左報老總，但現在你的身份是局長，我們代表市民向你提問，請 你回答！」這樣的說話，適合對付任何「前」傳媒人士或高官。
曾局長曾是資深傳媒人，曾是報館的最高領導人，卻向後輩作出了最差示範，但報章 翌日只是寫了寥寥幾句。應該說，曾局長在香港是幸運的，從李鴻忠事件來看，這種事一旦在國內發生，曾局長才剛轉身，其言行就會通過twitter等「微博 客」傳開去，然後在討論區內被網友大肆抨擊，跟着遭到不斷惡搞，「你都未出世」可能成為網上金句，也許還有手機短片可以分享。若迴響夠大，說不定曾局長要 公開交代和作出檢討。

傳媒要提高警覺
事實上，事件重點不在於曾局長那幾句話，而在於其骨子裏的思考方式，存在 對新聞界有種睥睨不屑的看法，那就是spin精神核心思想。套用內地的語言，是政府要「抓緊」媒體的內容，把「引導輿論」話語權搶奪過來，若傳媒沒有提高 警覺，沒有隨時作出反抗，最糟的狀況就是全體淪為官方喉舌，那時候，記者只能為政府說話。
內地新聞界的公開信強調的「受害者絕非當事記者一 人」，呼籲同業「迎向此次權利之戰」，慷慨激昂，亦是絕對正確。當同業受害時你不發聲，當傳媒受壓時市民不關心，當支聯會等人罕有地因「非法集會」被捕， 坊間亦視作尋常，那麼下次再有人被受迫害，就沒有人可以發聲了。

傳媒工作者
(延伸閱讀)

David Webb: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28th February 2010
Original Copy

One of the tendencies of an unelected Government, as Hong Kong has, is to try to avoid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to allow future deniability of its statements, by refusing to be quoted on the record. Never a day goes by without some anonymous Government person being quoted as a "source" or "an official".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respond to criticism without opening itself up to further questions, or when it wishes to float policy ideas which it can later deny having suggested. A tame media almost never makes clear that the person is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that would tend to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y?". They also fear losing access to their sources if they dare even to mention the anonymity.

There are of cours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journalist can and should use sources without attribution - for example, if the source is a whistle-blower against his employer, or speaking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his employer, or has reason to fear for his security, and there is either a second source or some corroborating evidence. In that case, the journalist should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anonymity. But the unattributed briefing is a system which is heavily abused by the HK Government when they want to issue statements without attribution to any accountable official. The media let them get away with this, for fear of losing access to "exclusive" briefings.

Apart from unattributable briefings from re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other favourite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puts out its position is to issue media releases (or what they still call "press releases", despite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printed media in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conjure up a fictitious "spokesman" and report that the spokesman said various things. The deceptive idea is that the media will then produce reports with direct quotations from "a Government spokesman", without ever having heard a real-life human speak those words. It creates the illusion that the journalist interviewed the spokesman or at least heard him speak (and knows who spoke), and hence that the media report is the result of a journalistic enquiry of the matter. Knowing who spoke would allow the journalist to consider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speaker may have, or any contradictions to past statements by that person. It would also allow for the possibility of follow-up questions. A recent example of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was the response to a counter-proposal on the Express Rail Link, in which the "spokesman" dismissed it as not feasible.

Hong Kong's media should put a stop to this practice. Instead of quoting a fictitious spokesman, what journalists should write is:

"in a written statement, the [Government*] said"
(*or insert name of Bureau or Department).

Drop the spokesman - he doesn't exist. Strip him out of the press release and report the Government's statements directly. Perpetuating the fictitious spokesman makes the journalist complicit in deception of the public. If the media stop the illusion, then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no reason to use it.

Many readers of Hong Kong's media might think that the words attributed to a "Government spokesman" were actually spoken by a warm-blooded human, at least internally, to a Government statement-writer. Webb-site devised a simple test of this hypothesis: if the spokespersons really existed, then you would expect a fair proportion of them, if not close to half, to be female. But if you search the Government's press release site using Google for the following phrases, here are the results:

Phrase	Hits	Share
spokesman said	15,400	97.28%
spokesperson said	426	2.69%
spokeswoman said	5	0.03%

If nothing else, this indicates a clear bias in the minds of officialdom that to be authoritative, a fictitious spokesperson should be male, not genderless or female.

Responding to this allegation of bias, a Government spokeswoman said "You're right, this just isn't fair. All these fictitious men are appointed as spokespersons, but hardly any fictitious women like me. I am going t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 Webb-site.com, 2010

林天悟: 「吃了屎」的傳媒

信報 2010年3月8日
原文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 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 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 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 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 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 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 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 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 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 「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 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 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 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 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 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 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 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 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 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 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 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 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 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 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 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 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 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 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Ｏ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 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延伸閱讀)

林天悟: 精心計算的新聞時機

信報 2010年3月1日
原文

讀者應該知道，新聞資訊是會分門別類的，A疊是港聞或硬性新聞，A1頭條是當天最重要的事 件；B疊是財經報道；C是娛樂名人；E是副刊，然後還有波經、馬經和成人版……。《蘋果日報》一九九五年創刊時，最初幾年堅持不賣頭版廣告，A1成為貨真 價實的頭條新聞，對手亦只好跟隨。但後來在商家的銀彈攻勢下，近年已開始將頭版「斬件」或整版出賣了，A1頭條偶然會變成A1廣告。

A1 廣告考驗「慣性收視」
把最重要的版面讓給廣告，在商業環境下無可厚非，這甚至是經濟暢旺的欣喜現象，有行家還為此而高興，畢竟新聞 是一盤「倒錢」生意，當賬目支持不住，其他就免談了。一些商戶為了營造氣勢，會於同一天在全港報紙賣頭版廣告，當報攤上所有報紙的外表都一樣，只能靠報館 招牌去賣錢，那是考驗「慣性收視」的時候。
有趣的是，規模較小的報紙，頭版賣廣告的日子遠較大報多，除了因為收入問題，另一方面亦要考慮讀 者的忠誠度。大報的浮動讀者較多，頭版內容決定了「剩餘價值」，一旦標題或相片輸給對手，當天的回紙數目便飆升，故選取頭條時壓力較大。
行 內有一個較多人聽過的故事，就是二○○八年初藝人淫照流傳期間，各報考慮刊登照片時，尺度和選取角度都隨着事件形勢而變化，行家打趣說，當時A1的照片遠 較成人版還大膽，用字香艷露骨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嚴重影響色情刊物的銷量。
話說某天，網上再有一批新照片流出，因為考慮到相中人的年齡 和拍攝性質，某大報決定全部不採用，只出資料圖片；其他對手卻十分進取，打格後刊登照出，翌日下午後，市面上只剩下那份「潔淨」大報。這就是讀者愈是罵淫 賤，激進新聞資訊愈賣錢的最佳寫照。
無論是印刷還是電子傳媒，每種載體的容量都是有限制的，新聞的先後次序和篇幅是一種意識形態。除了突發 事件，傳媒和社會之間各有自己的議程（agenda），每年六四、七一、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等等，全都是傳媒和官方日曆上的重要日子，官媒之間有其微妙 的互動關係。

預算案公布日拘示威者
上周三財政預算案，內容與全文理應是第一大事，但當天新聞事件可謂奇兵突 出，較諸預算案，有記者更關注警方當天在沒有搜查令情況下，上門搜查元旦日遊行參加者楊匡的寓所，然後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名，將另一名參加者梁穎禮 拘捕。
事件令行家憤慨，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警方趁着傳媒忙於報道預算案而採取行動，是出於政治考慮，務求令事件的注目度大減。警方當然打官 腔強調是「一切依法辦事」，被捕人士如果有不滿，可作出投訴云云。警方在法理上也許沒錯，但時間上的「巧合」，難免會惹來各界猜疑。
另一方 面，站在「spin學」角度來看，如果警方的拘捕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顯示當局開始掌握了公關技巧，招數愈來愈高，傳媒行家宜小心提防。
任 何公關都知道，在旺市時公布壞消息，在壞市時公布好消息，兩種情況都能把消息放大。正如曹仁超所說，投資時最好「有智慧不如趁勢」；各官民機構面對媒體 時，守則會是「無論理直或理虧，公布消息時亦要趁勢」。
利好的新聞最好在假期公布，因為一般來說當時新聞減少，搶佔版位的機會較大；壞消息 最好在周五中午過後才說，因為臨近下班時間，而不少機構是五天工作天，周六日放假，到周一時新聞已「過氣」，無人想再聽了。至於政治敏感的消息，當然最好 在發生特大事件當日才「隨勢」公布，務求把受注目程度減至最低。
站在媒體的角度，記者最好是核實所有資料，證實無誤才讓報道「出街」，但有 時為了搶先「爆料」，而截稿時間已近，只好把手上資料包裝好，加上「截稿前未獲回覆」刊登。曾聽過一名報館高層說：「消息無論對錯，本身已是新聞，就算未 及求證都值得出，因為當事人翌日是承認抑或否認，又是另一宗新聞。」其中娛樂版最多此類「未經核實消息」，由於藝人較少訴諸法律，加上公眾對娛樂消息的公 信力期望較低，一般沒有太大問題，吵吵鬧鬧反而更像娛樂新聞。
至於新聞版上「報錯料」的後果則嚴重得多，輕則收到讀者投訴及要求道歉，重則 要賠償或吃官司，賠上機構的公信力。早前，高等法院審理前甲組足球員強姦案，兩名被告罪名成立，有電視台出錯了強姦犯的相片，結果多次在其他時段的新聞報 道中出更正，並鄭重向受影響男子道歉，惹來觀眾討論。

大新聞寧保守勿做錯
電視台這種錯誤十分嚴重，出錯的片段 亦在網上流傳，但台方能多次更正，亦是承擔責任的表現，值得引以為鑑。由此可見，處理硬性新聞時，尺度和守則都要趨向嚴謹，部分傳媒機構面對敏感事件時， 是採取「寧可保守，不要做錯」的態度，因為新聞只有一天壽命，但機構的公信力卻是辛苦累積得來的。
以上的新聞訣竅，一般行家都懂得，好的記 者最能看出重點，然後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上重點出擊，堪稱快、狠、準。但近年不少資深行家都轉到各大機構、紀律部隊或政府任職，由「被spin」到「搞 spin」，昔日的傍身技巧反變成武器，其對手卻是相對資歷較淺的記者，高手遇着新手，情況就像八十後遇到林瑞麟，面對「人肉錄音機」打官腔，只能以唱歌 或怒罵洩憤，對方卻分毫無損，繼續每月拿三十萬元薪金。
傳媒應認清自己的本位，預算案與全民相關，陳寶珠的養母宮粉紅女士戲劇性地逝世，兩 者比較，拘捕示威者更值得做頭版新聞。但在「依法」拘捕行動之後，還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警權有沒有過大？香港示威文化是否改變？何謂暴力衝擊？警方的 行動是否合理？以後會否仍有同類「巧合」？雖沒有違法，但是否有失公義？
每次退讓都是一場敗仗，如果都讓官方輕易過關，下次其他人甚至傳媒 受到欺壓時，還有人會發聲嗎？向官方質問，不單是捍衛社會公義，亦是為了保障傳媒的陣地。

作者為傳媒工作者

陳雲: 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信報 2010年5月18日
原文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 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 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 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 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 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 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 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 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 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 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 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 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 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 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 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 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 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 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 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 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 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 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 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 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Anonym: 516投票率低的原因

原文

經過一天投票，雖然公社五人全部勝出(九西曾經一度傳出左派已推倒毓民)，但投票率只有17.1%，不算高，總計有五十多萬人投票給公社和大專聯 盟。在網上看見的是一片愁雲慘霧，誇張一點的人更說這樣的投票率，真的要準備移民，可見近年來新興泛民吸收的年輕支持者，觀察的歷練不夠，妄想公投在全體 社會機器、民主黨同室操戈一致打壓下也能創造高投票率。
老實說，一次失敗對民運來說，真是嫌少的——別忘記你面對的是共產黨，你還有許多敗杖要吃。若一次敗陣就泄光了氣，你不過是把民運當作一種虛幻的信 仰，而不是生活中持續實踐的內容。這樣的態度，與那些求神拜佛無異，去到教會只求自己「感覺平安」的基督徒有甚麼分別？這次投票率不高，但泛民基本盤—— 死忠——就是全都到齊了。其餘沒有投的，大概有全體泛民選民的三分一。公投沒有抓到全體泛民的票，有幾點原因：

• 意識形態．港性之禍

最核心的原因，自是意識形態的魔咒。非泛民陣營的市民，大多不同情是次運動。香港人的主流思維是不折不扣的農民文化，只著重眼前蠅頭小利。政府做得 有甚麼不好、種下哪個公關炸彈，他們是會罵幾句的。但功能組別和官商勾結的禍害，是經過架床疊屋的體制、千迴百轉之下的暗盤交易，香港人向來不留意抬下 的，自然不覺這一票的迫切性。香港人普遍愛好跟紅頂白，泛道德、偽理智，你猛烈評擊曾蔭權麼，他反而會覺得曾蔭權「好似好慘」，接著就搖頭晃腦地跟著輿論 說你是「民主暴民」，被政客利用，此謂跟紅頂白也。
香港人自以為理性和平持平，思維方式小裡小氣，毫無大戰略大格局的思維：就是你恨極了五區公投，這事一成，你也是要被迫著支持。因為投票率低，就給 了北京口實。你問，要是如此，那為何不按兵不動？政改一方面是反民主的，亦是北京對泛民陣營的收魂帖。在政改表決面前，泛民沒有按兵不動的條件。你投贊成 票麼，你自己就成了那個表面民主實質愚民的建制的通過者。你反對麼，政制表決若再次壓後，北京又有口實說你是千古罪人了。如今公社重回社區，拿到五十萬支 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票，執回一個新的清楚授權，轉個頭迫政府向這五十萬強烈反對的市民交代，也總比待在中共畫的圈圈中被慢慢削滅要好。五區 公投可以說是不打算投誠的泛民政黨的一次被迫跳牆，一跳，就是不脫胎換骨，也是有個新的立足點了。

• 游離中產．冷待滅亡

另外三份一的游離泛民票，為甚麼沒有出來？因為他們游離，意志不堅定。死忠就是沒人鼓勵他們也會去投。游離泛民選民投票與否，很靠傳媒、宣傳等鼓 勵。觀乎今次，免費電視——尤以CCTVB最甚——對公投作急凍處理，加上星島、日月、東方、左報日夜打擊吹淡，五區騎尼候選人又將公投的對決意味大大削 弱，於是遊離選民便沒有意欲投票。
北京這次可以說是用了最多的力量來下雪種：坊間除了蘋果外，誰膽敢說公投的一個是？網上輿論固然是傾向進步力量主導。但這些游離泛民選票多上了年 紀，不是少上網，就是沒有進入輿論圈中。畢竟網友們有多好的論述，也得你去看才行。網上的輿論，不像電視收音機那樣容易進入這些人的腦中。

• 左派缺席．對抗性低

更重要的是，這次沒有左派候選人參選。我要說這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泛民游離選民多是中產，他們的投票意欲其實很事乎左派的形勢是否大好。如果左派 選情好、或來勢洶洶，他們會自動配票幫助泛民中人，原因只是他們不想左派勢力選到，唯有選泛民。民建聯其實一直是泛民的拉票機。他們存在，泛民才有運行。 零八年新界東自動配票令最多泛民候選人入局，是一個例子。但公投卻是沒有左派的，「對抗性」大為減低。那些只懂議席加減數的選民，自然覺得自己不投，五人 也是可以回到立會，於是便放慢手腳。可以說，公社兩黨的公投論述並沒真正進入並打動他們。

• 泛民陣營，同室操戈

民主黨的不參與，是另一致命原因。作為泛民中地區組織較為健全的一黨，卻打從公投概念提出的第一天就吹淡風。不是大力反對，就是冷嘲熱諷。對於被共 產黨統戰了大半的民主黨來說，又有甚麼出奇。驚覺民主黨廿年春夢無所作為的民主黨選民，畢竟是少數。民主黨自己沒有派員支持辭職，也沒有動員資源幫助公 社，一毛不拔。既不顧大是大非，也沒有整體戰略：公投失敗了，你的所謂溫和力量在中央眼中還有利用價值麼。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做了這事，這次失敗，也心安理得，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收拾心情，重新上路吧。成敗乃兵家常事。這筆帳，民主黨2012一定要還。

黃偉豪: 沒有民主，港人「抵死」？

2007-08-16《明報》A31
原文

這可能是一篇得罪所有香港人的文章。

曾有人說過，有什麼的顧客，便有什麼的服務，如果服務不好，顧客可以把不滿向管理層反映，要求盡快改善，或停用該公司的服務。以上的道理，說明了公司和顧 客的身分是互動的，公司的服務不佳，除了公司的管理層要負上責任之外，顧客本身也責無旁貸，要為容忍和接受差的服務而負上責任，換句話說，差的顧客得到差 的服務是活該的。

同樣道理也可以套用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之上，有什麼的人民，便有什麼的政府。香港的政制長期停滯不前，除了中央高度干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民甘願 接受或容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的合理結果。

港人爭取民主作過多少貢獻？

在國際的經驗上，民主從來不是恩賜的，要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是妙想天開的事情。沒有經過爭取而得到的民主，也往往得不到人民的珍惜和重視，因而變得反覆、 不穩定，甚至是短暫的。

歸納世界各國成功民主化的經驗，要成功向當權者爭取權力，方法通常只有一個，就是加大他的管治成本，使他明白只有採用一個民主的政制，才可得到有效的管 治。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對當權者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一切以和平有序秩的方式來進行，以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為大前提，它對當權者所給與 的壓力自然有限，對香港管治的衝擊，甚至比紮鐵工人的工業行動更細。

從香港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去懷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組織自己，成功向當權者爭取自己的訴求。六七暴動是港英管治的轉捩點，使它走向 更開明的善治。但歷史的分析多把六七暴動定論為「左仔搞亂香港」，亦即當年的北京在幕後有一定角色。而80 年代的民主化也主要由英國人賜與。多年來，香港人究竟成功爭取過什麼？不需要努力爭取，便得到了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到頭來，是香港人的福氣，還是詛咒？

當我們投訴我們的政府如何不是，香港遲遲未有民主的時候，我們應深切地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享有一個更佳的政府？

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問國家可以給予你什麼，要問你可以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在香港爭取民主化的路途上，我們應該問的亦不是香港何 時有民主，而是香港人自己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作出過多少貢獻？

關信基: 默默堅持理想 用意不用力

信報 2010年5月15日
原文


放大圖片
明天「五．一六」，是公投補選的決戰時刻。
與很多市民一樣，筆者對公民黨參與 五區公投運動的舉動摸不着頭腦。一個月前，有機會走訪該黨的精神領袖關信基，話題應該是太極悟人生，但終歸也離不開公投。短短兩三小時的交談後，發現，其 實答案或許很簡單，推動公投不過是為了追求理想；「一個地方冇咗理想，就唔應該存在落去；一個人冇咗理想，就唔應該活下去」；關信基說。
二 〇〇六年，關信基懷着一腔熱誠及理想走出校園，以學者身份參與創辦公民黨，正式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期望透過參與政治，幫助提升香港的政治文明。在他眼中， 政治一點也不骯髒、不可怕、不危險；相反，政治可以很高尚地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卻偏偏香港是一個十分現實的社會，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曝光、講求 「sound bite」、擅玩公關手段，但這麼多年來，關信基就是保持低調，「我無資格做一般的政治人物，香港的一般政治人物不講理想，講現實。」
社 會上很多人因而批評其不失學者色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只怪理想成分太高。關信基反駁：「梗係我啱，佢地錯啦！冇咗理想，你只係不斷再生產一些舊的東西， 不想進取，不行的。堅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誠然，華叔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就來得好感動；長毛對理想的堅持來得好激昂；關信基的堅持，則好subtle。

一 黨存廢並不重要
關信基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好忠誠的人，一直視教學為終生使命，現時依然很喜歡教書，鍾意做研究多過搞政黨。講完，竟 也哈哈哈地開懷大笑。
「參與公投有利公民黨的長遠發展？」
「我們完全沒考慮過，公民黨隨時摺咗都冇問題，組織政黨是為了推動 香港的民主，如果推動唔到還要來幹嘛？如果今次公投使香港人明白什麼是真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的意義，即使不成功，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到了明年、後年，公投 運動或只不過係新方法其中一部分，最重要係有新思維、新人、新團體去參與這個民主運動，扮演比政黨更重要的角色。所謂新民主運動的新，在於不要將個人、團 體以及立法會看得這麼重要，公民社會才最重要。哪一個黨的存廢有乜重要呀？！」


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但特首話政制問題需要社會共識。」
「那為何還寄望特首及立法會？成立公民黨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到，但似乎亦很難，那不如交由全港市民，你們自己決定啦。這個運動完全不激進，可能 社民連的口號比較激進。但如果不成事，是否就不做呢？香港人太現實了，稍為動一下就說沒可能、沒結果，你看山西黃家嶺礦難事故、奧巴馬的醫改，即使是高難 度都應該做。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激發關信基有這一份堅持的，是一宗小故事。六十年代初，他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讀書，二年級時，閱報得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一位女生某天不幸 遇上車禍昏迷，變成植物人。父母辭工不離不棄照顧女兒，並自資出書免費派給學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其後，他們不惜千里迢迢到美國嘗試新藥，並堅拒 讓女兒安樂死。關信基話，自己當時深受感動，於是主動接觸及捐款予這一家人，但每一次探訪都忍不住哭出來。縱使關信基當時哭得多激動，但眼前的關信基在憶 述這事件時，非常理性冷靜。
「這件事對你有好大意義？」
「好感謝這個家庭使我對人生有所認識，所以，我永遠不會係個悲觀的人，任何事情都有希望。好似公投咁，實失敗架咩？係咩？一定係咩？唔到最後一個禮 拜、唔到最後一日，你點知呀？民主實冇呀？你點知呀？」
第二件對關信基影響深遠的事情，則是「柏林的一九六八，激進初體驗」，當時二十八歲仔，第一次見證所謂的激進學生運動，關信基直言：「大開眼界」， 最記得的是左派學生火燒亞洲與非洲研究中心，當局出動消防車撲火；之後，左派學生又佔據漢學所，「這些只係例子，與現時的公投做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
「咁你有冇參與呀？」
「我係咁理性溫和的關信基，點會參與呀？！」
「咁當時的心情如何？」
「我想不起來了，可以講肯定唔係討厭，否則唔會聽他們演講。我性格之一就係好冷靜，即使這麼激烈的場合，我都可以好冷靜不受場合影響。我估計，當時 可能都係這樣，就是想了解事情，抱着學習的心態。」


行動本身只是表達方式
但可以肯定的是，事件並無使關信基走向激進，反而引導他留意手法背後的主張，「行動本身只是表達的方式，引起人注意的方式，否則冇人會注意他們的主 張，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多注意人地的主張，例如校政民主化等」。他最崇拜一位名為「Duschke（德文）」的學生領袖，事隔三十二年，已經忘了他是 誰，只記得該人書不離身，一有時間就看書，能言善辯，思想敏捷，演講時經常引經據典。
「咁你有冇同佢交流？」
「梗係冇啦。我算係咩嘢？！而且又係一個外國學生。」
可是，誰會想到這位外國學生，關信基，日後成了香港政治學術界的權威？
關信基一九四〇年生於澳門，童年回憶已洗刷得七七八八，在澳門讀書的日子最鐘意到白鴿巢公園後山的峭壁中看書，明明寫住「危險！請勿進入」，但關信 基一於少理，愛冒險，經常獨個兒坐在那裏看書、發白日夢。但永遠忘不了小時候過着自由自在猶如「無腳雀仔」的生活，皆因當時父母經常因做藥材生意而四處奔 走，將其交由一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家姐照顧。關信基形容，家姐「好淋」，「我追求自己的自由，鍾意做乜就做乜，成日唔喺屋企，喺出面遊蕩、瞓覺、睇 戲」。所謂「睇戲」，是隨便拉着一個大人的衫角就入場。
「咁都得？」
「點解唔得？嗰陣時，個個人都好友善，大家彼此間好信任。」

政治如太極相生相尅
退下教學前線的關信基決不清閑，日程排得滿滿，但每天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耍太極，未至於耍得好叻但算唔錯。現實上，他卻非一個愛「耍太極」的人。訪 問當天，攝影師希望他即席示範太極拳，關信基二話不說，就在聯合書院政政系行政大樓旁的草地上準備，「總之你導演得啦，唔使客氣」。但見其人出拳前收起笑 臉，有時瞇上眼睛，站立數秒，然後「八段錦」、「達摩易筋經」、「金雞獨立」、「十字手」等，示範不同的式子。
關信基並介紹耍太極其中兩個重要口訣──「虛靈頂勁」，即排除心中所有雜念，去感覺身體每一個動作及氣息，從而達至放鬆的感覺；第二則要「用意不用 力」，即不要用盲力，慢慢這些口訣融滙成為其生活的態度。如何將太極精神融入生活？太極拳不僅可強身健體，而且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動作，簡單如走路時擺手、 開門、擦牙等等，都會不知不覺間運用了太極的拳術，好處是可節省不少能量。
太極拳講求以柔制剛，關信基笑笑口說：「離開咗課室，我其實好溫柔架」。他第一次接觸太極，是在一九五九年念大學的時候，隨意與班上一位同學仔鬧着 玩，第一個學的式子叫「左右攬雀尾」，學吓停吓，直至四五年前，柔靜太極拳研藝社在中大開班，他才開始真正有系統地耍太極至今。
關信基又曾寫過政治矛盾與太極拳術，收錄於《拳以載道》其中一篇序言，認為社會應該認識政治有合作亦有衝突，正如太極圖中陰陽互相制衡，最重要是認 識衝突中的正面作用，「一個政體如果像太極圖，就是表示政治競爭、矛盾、衡突和反對也可以是好的」。
適逢香港的前宗主國剛剛改朝變代，雖然出現懸浮國會的情況，但呈現世人眼前是一種可以有共識的政治文化。正如關信基在書中所言：「政治就像太極那 樣，是個相生相剋的、朝向圓滿的創造工程。英國人政治歷練比較到家，他們尊重政治反對，且把這文化制度化起來，透過憲法慣例、組織安排，讓反對黨有足夠空 間去監察政府，與政府競爭，甚至獲取機會執政。這種政治風度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可否透過勤練及體會太極有所得着呢？」

桃李滿門 「學生好怕我」
在中大執教了三十七年的關信基教授（中大人稱他為Dr. Kwan），今年七十歲了，是公認的政治學術界權威，年前退休，現時仍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在中大留有半間辦公室。雖說是權威，但筆者不會用一 個「惡」字來形容Dr. Kwan，反而覺得他頗為平易近人，不時開懷大笑，有時甚至散發一種老頑童的感覺，筆者心中猜想他一定深受學生歡迎。不過，Dr. Kwan反指，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上堂時一絲不拘，「學生都好怕我。」
有幾怕呢？八十後的畢業生說，Dr. Kwan好好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最緊要係唔hea，資料全面豐富」；但八十年代的學生馬嶽則說，Dr. Kwan令人心生敬畏。事實上，Dr. Kwan桃李滿門，比較常評論時政的包括馬嶽、蔡子強、陳健民、陳祖為、張楚勇，以及成名等等。
訪問當天，恰巧遇上Dr. Kwan口中的入室弟子，現時同在政治系任教的馬嶽，回想起昔日師生相處的時光，馬嶽坦言：「當時係喺震慄中度過」。有幾「震慄」？馬嶽眼中的Dr. Kwan，是一位不苟言笑、邏輯性極強、要求又嚴謹的老師。
首次接觸Dr. Kwan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馬嶽修讀Dr. Kwan的政治分析學，上堂時「好驚！」因為這位老師要求用字精準，「你講嘢要好準確，用錯咗terms，佢會立即糾正你」。不過，這種謹慎態度對馬嶽影 響甚深，以至他現在評論政事，都再三考量用字，「翌日睇番傳媒的寫法，好容易就知道有冇寫錯，因為有啲字我一定唔會咁用」。
自教書以來，馬嶽更加佩服Dr. Kwan，包括充足的備課工作；同一個課程，可以有三套不同教學系統，「兩套都難啦，更何況三套？我做佢助教，以為睇過晒啲readings，點知，第二 年，完全係另一套嘢。」
對於教學，Dr. Kwan自言，會盡量減少學生的必修科，希望學生多選修其他學系的課程。他又特別鍾意上導修課，讓同學自由討論，「我非迫不得已都唔會令學生唔合格，培育 學生需要的是鼓勵而非懲罰，你俾佢唔合格就會冇晒學習動機，我只係對俾A有所吝嗇」。
敬佩是一回事，但對於今次公民黨參與五區公投的決定，馬嶽大表反對，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馬嶽堅持，公投運動未在泛民主派中得到全面論證， 就倉卒付諸落實，相信很難有預期的結果。對此，Dr. Kwan直言，無所謂，強調學生有自己看法，「他們反對，唔係因為呢個運動本身激烈，他們比較重視結果，我們重過程。結果當然都重要，我們亦好重視，但那 不是唯一的。」

許知遠: 庸眾的勝利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　十九期 (2010-05-16)
原文

大約三十年前，當法國學生們被問道，誰是他們最仰慕的公眾人物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老年薩特，而是米歇爾．科盧奇——一位電視喜劇演員，以嘲諷和出言不遜著稱。

時代的風尚轉變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改變世界的願望，讓位於七十年代的幻滅與狹隘的個人主義。嘲諷成了時代的情緒，人們在乎的是姿態，而不是內容。

此刻的中國，人人都在談論韓寒。他像是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迷惘的時代的最後救命稻草。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說他頭腦清醒，媒體歡呼他是「青年領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覺得他不僅很酷，還有思想。最近，韓寒被《時代》週刊評選為一百位影響世界的人物，零八憲章起草者、並為此付出十一年牢獄之災的劉曉波倒是落選了。

沒人能否認韓寒的魅力。他能把賽車冠軍、暢銷書作家、叛逆小子和即興諷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結合，並能在種種誘惑面前保持警惕，況且他才二十七歲。人們尤其著迷於最後一點，他在自己全球瀏覽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諷這社會中的種種愚蠢和不公——它們絕大多數與這個越來越膨脹和傲慢的官僚系統相關。有些時候，他不僅嘲諷，還期待創造意義，儘管他還不清楚這意義到底是什麼。

作為一個青年人，這似乎已經足了，他必定是我們時代最可愛、最聰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認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個令他本人都尷尬的位置——他要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象徵著思想的力量，象徵著對權力的反抗。

但這不是韓寒，人們越是把他推向這個位置，越暴露出這個時代、這些高聲吶喊者的愚蠢、脆弱與怯懦。在某種意義上，韓寒的勝利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這個正在興起的庸眾時代的勝利。

是的，你可以說每個傑出人物必然與他身處的時代相關聯，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名聲和有影響力越來越與個人的品質、才能與成就無關。在西方，這是個Paris Hilton和蘇珊大媽的年代——她因為有名而有名，因為不怕出醜而有名。在中國，這是個李宇春與小瀋陽的年代——人們因她小小的個性，或是他的自我貶損，而把票投給他們。

韓寒與他們不同，卻也是被同樣一種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這個時代明星文化與成功文化的產物，也符合這個時代所推崇的業餘精神——賽車、寫作、表演，你都要會一點；他還下意識響應了日趨悤烈的反智傾向，他的文章總是如此淺顯直白，沒有任何閱讀障礙，也不會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識；還有他嘲諷式的挑釁姿態，顯得如此機智，他還熟知挑戰的分寸，絕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從來不暴露自己內心的焦灼與困惑，很酷……

於是談論韓寒，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機智、還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反抗，同時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價，也沒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這個社會最美妙的消費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嗎？用劉曉波來比較韓寒，既不恰當也不公平。但是，公眾對兩者的態度，卻恰好不過的映襯了這個時代的特徵。人們不談論劉曉波，是因為他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公共話語空間，也因為這有點危險。但集體性地沉默與忽視也在表明，其實我們對於真正的自由與反抗毫無興趣，甚至心生恐懼。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不僅要反抗，而且有明確的主張。這需要智力與情感上的成熟，並願意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對於韓寒的熱烈推崇，是整個社會拒絕付出代價的標誌。當我們沉浸於隻言片語的嘲諷時，一定誤以為自己已消解了這可惡的權力體制，其實一點沒變，嘲諷只是為上面裹了一層糖衣，但我們進行自我麻醉，還將此視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們或許也覺得，韓寒也不需要為行動承擔任何後果，他可以進行象徵性、邊緣性的反抗了，然後還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場進行一次購物。韓寒成了所有人的藉口，人們借著他撒嬌，賣弄自己那可憐的「小心思」。

但公眾必定為這種愚蠢和怯懦付出代價。既然他們對於真正的成就缺乏興趣，不去讚嘆那些卓絕的道德勇氣，不去準備接納真正的思想，他們就只能在這個爛泥塘中繼續打轉，相互抱怨、相互麻痺。因為這庸眾的數量是如此的巨大，他們還會產生這樣的錯覺——中國已經影響世界。中國的確影響了世界，但它只是數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Edmund.z.xu@gmail.com

林建國: 最自由經濟為誰？一位自由市場發燒友的疑惑…

iQuest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友人兒子George在美國著名學府唸經濟，崇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思想。適逢本年初，華爾街日 報跟傳統基金發佈201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指數，香港連續十六年被評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George一向對香港之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趨之若鶩，便計劃來港作實地考察，問我可 否為他安排會見不同階層人士。我答應了他，作了以下安排。

與George第一位會面者為香港政府的財金官員Lawrence。Lawrence回 答George的提問──為甚麼香港能連續十六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時，以一言蔽之，就是香港長久奉行所謂「小政府、大市場」之經濟政策。在香港營商，不論中外 人士，皆可享受低稅率、基本上零關稅、零增值稅；香港也不設外匯管制，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基本上自由進出；政府亦較廉潔、高效，公共財政 穩建，公共開支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20%以內；兼且，香港為全球少數沒有設立公平競爭法的地區，除外籍家傭外，到目 前為止，尚未為最低工資立法，勞工亦沒有集體談判權；以上種種條件，塑造香港成為極具競爭力、非常合適營商之環境。 Lawrence的 介紹，似乎印證了George對香港一直以來的觀感。

第二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James。James為美藉人士，為某對沖基金經理。他在George面前大 讚香港為在亞洲設立資產管理基地首選，因為沒有外匯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尤有甚者，政府對市場資訊發放沒有太大管制，容易造就外資投資銀行，透過他們 發放分析報告，大奏「魔笛追魂」，製造股票市場波動，包括像他們所管理的基金在內一眾對沖基金時常從中獲利甚豐，所以James 視香港 為經營基金、從事證券和資產買賣的天堂。對此，George深表認同。

第三位與George會面的人是Danny。Danny為資深物業投資者，年輕時曾當律師，為客戶物業買賣提供法律服務。但他目 睹物業市場蓬勃，並認同信報曹仁超所言，香港實為「搵錢（炒賣）容易、搵食（實業、做工）艱難」之地；當他努力賺了第一桶金後，便毅然放棄律師工作，全職 投入物業投資事業，現時已坐擁數十不同物業，如商舖、住宅、寫字樓及工廈單位等，市值以億計。當George問他手持那麼多物業有否考慮市場風險時，Danny向他道出 香港經濟與房產的關鍵所在，乃政府透過控制土地供應，人為地製造高地價，而與土地有關的稅收，實為政府重要收入來源，以彌補低稅率、窄稅基所帶來的財政收 入不足。同時，Danny深信政府應已汲取1998-2003年時推行八萬五政策失敗之教訓，會繼續嚴控土地供應，善土地價而沽。加上有些發展商如乜叔物太某官，時常透過自購自己推 出市場之樓盤單位，人為造市，製造所謂天價，推高樓市。所以Danny相信在港物業價格應該是升多跌少。與Danny會面後，George心裏 感到不是味兒，香港房產市場人為地製造供求失衡、價格失衡，有形之手隨處可見，最自由經濟之名，名不符實。

接着，我安排George與Teddy會面，Teddy為本地屈指可數的大型綜合企業的高管。他所屬集團在港涉及業務甚廣，包括 房產、能源、港口、電訊、傳媒、旅遊、投資以至零售、超市……等。 Teddy很自豪地說，香港市民每花數元，便有一元惠及他所屬的集團。集團除了享有超級利潤之房產業務外，能源、港口、電訊、超市等均為壟斷或寡頭行業，保証利潤不 菲。當George語帶驚訝地問，為甚麼香港不設立公平競爭法時，Teddy頓時大笑起來說，政府絕對不願、不敢、亦不能與像他老闆般富豪為敵，只要 他們威脅政府撤資他投，政府如何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安定？George又問，像Teddy所屬集團實力雄厚，老闆富可敵國，有否投資或從事一些高科技、高創意之項 目？Teddy再次大笑起來，一語道破我們港人所熟悉之「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的金科玉律。與Teddy會面後，George感慨 謂，原來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實則為「小政府、大財團」，繁榮安定背後，似是確保既有利益集團五十年不變為依歸。

之後，我帶George探訪一對中產夫婦Peter同Emily，在他們家中聊天。當他倆很好客地讓George參觀他 們建築面積約六百呎的房子，George很快便察覺地方不合比例地狹小，問房子實用面積多大？他們苦笑著回答約三百多、四百呎不到；又搖頭嘆息說，很多港人如他們般，花了大部分積蓄及每月入息，節 衣縮食，來「供養」全球數一數二平均呎價最高、實用面積卻最低的「發水樓」。他們還訴苦說，香港的畸型樓市實質將很多港人財富移到少數發展商口袋裡，市民 變相為這些發展商打工。George終於明白，財富透過樓市由一眾「小市民」轉移到少數「大富豪」手上。

之後，我又帶George走訪家住公屋亦在公屋商場經營家庭用品生意的小商戶阿群。阿群最近因領匯 瘋狂加租，令她經營的商舖百上加斤，面臨結業之苦。她抱怨地說，在港經營小生意極為艱苦，很多時如她所說，「搵埋都唔夠俾租」。尤幸她一家住在政府提供的 廉租公屋，子女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看病亦享有廉價、政府補貼的公共醫療服務，以致生活縱然艱 苦，尚可捱得過去。我亦借此機會向George解釋，香港雖以自由市場名聞遐邇，骨子裡卻實行「一地兩制」。在營商領域 上，極之資本主義式弱肉強食；但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及公營機構幾乎一手包攬如公共房屋（約一半居民居住）、教育、醫療、福利等服務，是徹首徹尾的社會主 義模式。George是自由市場擁護者，對這點當然大感失望。

最後，我攜同George探訪獨居深水埗板間房、從事外判清潔女工的阿美。阿美每晚工作六小時，月入三千四百元，房租已佔收入一半。為生計，天天在大街小巷拾荒變賣，每天可增加十多、二十元收入。我亦借此機 會告知George，由於最低工資在港爭拗多年，至今尚未立法，在香港像阿美般、月入低於五千元在職貧窮人士超過五十萬人， 亦有十萬人像阿美般蝸居籠屋、板間房及天台屋等惡劣環境。George詫異 地說，香港擁有第一世界的人均GDP，卻亦擁有第三世界的貧富懸殊指數；香港為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卻仍然有很 多人生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惡劣環境裡。

George完成在港考察，離開前，總結他所見所聞的成果。他原為自由經濟的擁護者， 本來對香港這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充滿了憧憬及期盼；但訪港以後，發覺香港某些地方如對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等進出確是非常自由，但在為 數不少行業如能源、港口、交通以至超市等都充斥著寡頭壟斷；而與港人息息相關之房產，官商共同主導的有形之手隨處可見，例子俯拾皆是。加上政府及公營機構 包攬絕大部分的社會服務，而約一半香港居民亦住在政府提供的廉價公屋。基於以上種種原因，George對香港經濟自由的程度改觀，香港經濟並非如他想像的、期待的那麼自由。香 港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可想而知。他不禁重新思考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開始懷疑它是否只是一套不能完全實現的理論、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而已。

另一方面，George以前深信不疑，只要經濟進步、蛋糕做大之後，每個人自然都會得益，只是每 個人得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極之反對大政府主義、福利主義、分配主義，亦反對最低工資立法。但他透過這次訪港所見所聞，目睹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背 後，實為「小政府、大財團」、「小市民、大富豪」、「小商戶、大業主」，權力一面倒向後者傾斜，財富亦一面倒從勞動 (labor) 流 向資本 (capital)，釀成貧富兩極化，利益分配嚴重失衡，民怨沸騰。在他眼中，香港假自由經濟之名，富豪治港為實 (plutocracy under the disguise of free market ideology)。他嚴肅地問，香港的最自由經濟有何意義、有何價值？最自由經濟對誰最有 意義、對誰最有價值？我們是否如Lawrence 所言，對它與有榮焉？

徐詠璇: Philanthropy Hub, Never too poor to give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當香港仍是因為政制爭議拖拖拉拉的—曾蔭權、議員、中央都有錯！—新加坡已經在十年前宣布要 做Philanthropy Hub。

「慈善樞紐」。

不單是教育樞紐。

為什麼是新加坡，不是香港？全世界都知 道香港人最慷慨，平均每人的全年捐贈是全世界最多，每當有災難要籌款也是破紀錄的快，是全世界最多富豪聚集的城市、內地和歐美的著名大學都在香港設有籌款 部門……，香港的金融經濟也最活躍……。

沒法子，新加坡腦筋轉得快，也不必民主地等待共識。

譬如，新加坡借地給ＵＢＳ瑞銀做 總部，今年ＵＢＳ也就在新加坡第二次搞慈善論壇。
新加坡政府乘機介紹他們的國家癌病中心、Semakau Landfill（堆填區變觀鳥、釣魚的休閒區）。

ＵＢＳ一向低調，但搞論壇卻氣派非凡，以慈善事業為主題，沒有商業味，兩天時間表排得密 密麻麻的，都是討論全球的新趨勢—社會企業、捐贈模式、家族基金、善心與創意、慈善與投資、救災與管理……。

沒半點銅腥，一片和諧，無分國 界，來的都是想奉獻的心。

曾有人問蓋茨：什麼較困難，賺億萬，抑或捐億萬？

他想了想，答：「Surprisingly similar。」（出奇地，都一樣的難。）

做大生意的人，當然都希望有好的投資回報。怎樣扶助全球四十億的貧民？怎樣解決病苦，幫助社會 進步？怎樣尋找自己的Calling—心靈的呼喚—而使熱誠不斷？怎樣使個人的力量發揮最大影響？
怎樣使善心不致成為自大、自我陶醉，而是 確確實實變為改造世界的工具，傳揚愛與信？
怎樣使慈善也帶學習精神（Spirit of learning），謙卑於是更美麗？
怎 樣使捐贈變為家族傳統，而每年家人聚首時快快樂樂的交換做好事的心得？

（之一）

信報 2010年5月12日
原文

慈善故事，說了千遍百遍，不膩？

ＵＢＳ的瑞士朋友，編排很有一套，深度與功力 絕不比學者教授輸蝕。

這邊廂教授宏觀地談改造世界、社會公義—亞洲今天，好比西方從前的工業革命驚人，生活水平以幾何倍數計，是百分之一萬 的改善；搞好亞洲，便可以令六千萬人免於貧困—換言之，Asia can save the world。國民收入增長百分之十，中產階層便可以增加一倍……。

那邊廂，分析怎樣才能踏實的，不致好心做壞事。十八世紀時，有人捐錢建院 舍，以為救病苦，誰知死在院舍內，的比死在街頭的還要多。

捐贈者，談家族慈善傳統的繼承，好使善心永續。年輕一輩太早入基金會，會不會不 好？如果我們有遠見，人們會容忍我們偶爾犯錯吧……。

有許多窩心的故事—一個賊打劫，屋主說：「你冷吧？」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脫下給他。「你 餓吧？我帶你去餐館。」吃飽了，「你可以用我的錢包結賬了。」

有一個社企餐館，免費讓人來吃最好的美食，不收分文，只要求客人離去時，「隨 意」捐助窮人。哈佛大學教授說這模式不可行，要派人來做個案研究。餐館答應了，條件是哈佛教授過來要做餐館侍應。幾年下來，餐館生意好得開枝散葉分店林 立。

有菲律賓青年，推着木頭車去為孤兒講故事、帶食物、洗澡、洗傷口。他照顧的一個九歲孩子，復元後，也推着自己的小木頭車，到處行善，賣 糖果籌款。One is never too young to give back, never too poor。

講者有富商慈善 家、教授、銀行家，從CNN Hero到貝理雅夫人。

慈濟的發言人提醒大家，要尊重受惠者，大家是兄妹。要教曉富人去幫助窮人，要教曉窮人 有富足心靈。而幫助別人，就可以超越煩惱，製造循環愛心。

受惠團體也不是沒有壓力，災後「一年」便要達標交報告，但另一方面「攝影機走了， 大家也忘掉了」。人道關懷，談何容易。 （之二）

溫家寶: 再回兴义忆耀邦

人民日報 4月15日
原文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 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 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 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 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 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 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 《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 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 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 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 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 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 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 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 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 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 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 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 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 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 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 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 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 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 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 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 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 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 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 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 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 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 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信報 2010年5月11日
原文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 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 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 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 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 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 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 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 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 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 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 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迹，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着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 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 福利的政治奇迹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 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 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 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 （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 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 （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 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 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 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 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 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 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 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 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 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 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 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 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 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 望。

王雅雋: 星期日談情﹕香港人的慾望（四）﹕潔癖（下）

(明報)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05:10
原文

【明報專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中小學生都記得那個綠皮紅點、
長著兩顆獠牙的大鼻子「垃圾蟲」──不信？請跟我唱﹕
「呢個垃圾蟲（at at at 三吓音樂），
垃圾蟲，垃圾蟲，製造垃圾損市容，
垃圾蟲，垃圾蟲，協力消除垃圾蟲。」（註1）
哼得出這支歌仔的人也許還參加過學校舉辦的
以「垃圾蟲」為主題的海報比賽、
標語比賽和作文比賽──當然，還有清潔比賽。
那場聲勢浩大的「清潔香港運動」幾乎貫穿整個七十年代，
「垃圾蟲」帶著「清潔香港」的信息隨處可見，
在電視裏、巴士上，甚至卡通片中，真正是家喻戶曉，深入民心。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中小學生也許依稀記得那個頭戴黃帽、手持掃帚的藍皮綠褲的大肚子「清潔龍」，而學校裏也舉行過標語創作比賽之類的活動，可是他 們的印象不深刻，因為當時的香港市容已經比較乾淨，學校裏又長期僱有清潔工，不再需要同學們落手落腳地搞衛生了。
本世紀的今天，香港中小學生所熟悉的是全校停課和每日消毒，連電視裏也有教﹕「唔舒服就唔好返學啦！」
來之不易的清潔
走遍大陸、台灣和全世界的「中國城」，香港是我所見過的最乾淨的華人聚居地。初來貴 地，我簡直以為香港人擺脫了「髒亂差」的文化基因，不是龍的傳人了。
詳查歷史，才發現香港的這份清潔來之不易。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政府就開始在全港推行公民教育和「清潔香港」的宣傳活動，半個世紀以來從未間斷過。 過程中，適逢亞洲地區經濟起飛，本城百姓終於脫胎換骨，跑步進入乾淨整潔的現代都市文明。
雖然，今天，在香港的某些公共屋村仍可發現隨地亂扔垃圾的現象，但那很可能是新移民幹 的，本城百姓對於自己的公德私德皆有信心，在維護香港清潔方面，斷不會輸給外地人。自SARS後，香港人驀地發現外面（比如內地）不只會跑來難民，而且會傳來瘟疫，由 是更加注重衛生檢疫。及至新型流感侵襲本港，市民們已能夠相當嫺熟地對那些在公共場所咳嗽和打噴嚏的人路人以目了。
如今，每日在地鐵站裏用三種語言反覆播送的「吐痰時請用紙巾包裹痰沫」，有兩種語言其實 是作陪襯的，真是難為了本城百姓為表禮貌周全的一片心意，不領情都不行。
香港的這份清潔與秩序，四代人含辛茹苦，足足花了五十年才基本使之成形，怎能容許外人輕易來搞破壞？香港人望著自家的這座城市，怎麼看怎麼覺得乾 淨，別說去趟深圳，就算到了紐約， 也要想家想得不行，直覺得外面真是髒死了，人還不會排隊。
不會搗亂的晚輩
成長在這種環境下的年輕人，以為世界本是清潔有序的，暫時沒有得到的東西，排隊等等應該就會有了吧？所以他們被動聽話得出了名。本地的長輩們（請注 意，他們是經歷過「垃圾蟲」時代的）對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主要有兩種態度。
一種是「恨鐵不成鋼」。記得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我偶爾去參加「星期五俱樂部」，那是蔡錫昌先生主持的一個小型文化沙龍，非常有趣。有一次，蔡先生請來呂大樂教授座談，開場前循例請大家作自我 介紹，發現到場的內地學生竟然比香港學生還多，兩位先生面面相覷，有些無奈地說﹕「每次舉辦這樣的活動，我們的同學總不及內地同學來得踴躍呀。」他們臉上 的那種表情我實在太熟悉了——小時候我不肯吃飯，我媽就會說﹕「你看靜靜姐姐吃得多好！」我白眼一翻﹕「那給靜靜姐姐吃。」我媽臉上就會出現那種表情。
另一種態度是「不准鐵成鋼」。難得有幾個八十後的後生肯落手落腳出來調皮了，長輩們急匆匆地趕緊跑來冷嘲熱諷。在他們看來，這些「搞事」的年輕人， 男生想必是不學無術找不到正經工作，女生一定是天性淫蕩跑出來過「女神」癮。他們自己沒有做過香港的主人，便覺得自己生的種應該也不是那塊料，所以不僅不 對自家孩子的義氣舉動表示支持和鼓勵，更想方設法對其打壓限制，甚至與其劃清界線。當然，這種表情我也是很熟悉的——你以為我為什麼要偷偷在香港寫報紙 呢？
兩頭不到岸的政治
我認為香港人搞不了政治倒不是因為「殖民地人民的先天性不足」，而是他們「後天養成的潔癖」。我偶爾看看本地新聞裏的政治人物，有時候就會「中共上 身」，老練地想﹕「這幫人成不了氣候，不足慮矣。」
首先，無論是所謂的「親中派」還是「民主派」，目前他們都欠缺 政治的人脈（中央無人疼），卻又不肯切實爭取民眾的支持（地方沒人愛）。毛澤東在 1927年還沒有政治的人脈（那時候第一次「國共合作」，別說毛澤東，就連整個中國共產黨也缺乏政治資源），於是他就去了湖南，深刻調查了基層矛盾，寫成《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事實上，早在1925年，毛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些工作都是搞運動的髒活累活，我看不出今天有哪個政治人物好好地研究過 本地民生，個個只會口口聲聲地喊民主，又不知道是在為誰爭取民權。
在既沒有政治人脈，又不獲基層支持的情况下，無論是哪一派的政治人物，他們都玩得相當尷尬，非常孤獨，十分氣餒，大概沒多久就要玩完了。其實我很同 情他們，想想看，「港人治港」是個新鮮事物，誰也沒經驗嘛！那在朝之臣，從前與洋人共事，無論多麼 不和睦，總隔著一層，不至於反目；如今和北佬共事，想隔一層吧，對方不樂意，非要跟你同胞同胞的，搞得污煙瘴氣，真難辦呀。那在野之臣呢，從前礙著英文不 利索，不敢亂講話；如今立法會講廣東話了，一個兩個操起母語來罵人，何其爽快流利啊！
懂人民的領袖
至於八十後的這些熱血青年，我為他們感到無力。他們犯了前輩的所有錯誤而不自知，應該也調皮不了多久了。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最近他們在網上聲援一位 時薪只有20塊還被解僱了的阿姨，說要「封殺」那小食店。阿姨無奈地感謝大家的好意，說﹕「請大家不要報復僱主，送我兩包米也許更能幫到忙。」如果你連人 民需要什麼都不了解，又有什麼資格代表他們說話呢？
那麼，還有「政治娛樂化」的問題。十年前克林頓就 差點被萊溫斯基拉下台了，請不要天真地以為「私生活」與「政治理念」沒有關係。如果你希望站在台上能吸引萬千市民的目光，哄他們投你的票，為什麼會幻想下 了台他們就不認識你了呢？如果你認為他們甚至還曉得「非禮勿視」，那真對不起，恐怕你高估了民智，人民要是有這樣的分辨力和判斷力，要你這個領袖做什麼？
上星期有位林先生寫文章，末尾特別感謝女朋友「不殺之恩」，我在星期天一大早接到電話聽說這個玩笑，起初還不肯相信。眼見為實，在此只想奉勸那位懼 內的戀愛中的林先生，如果想要我們拿你當真，請不要這樣主動娛樂自己了吧，唔舒服就唔好返學啦！
這篇文章又寫刻薄了。多方得罪，非我本意。其實我只想提出一點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如果想為香港做些事，需要的不僅僅是「某些時候要站前一點」， 還有「走近一點」、「靠後一點」、「望遠一點」，以及，「一直在那裏」。
（註1）資料來源：香港討論區（最近訪問：2010年4月20日）
http://www3.uwants.com
（你們不會真以為我會唱吧？）
文 王雅雋
編輯 蔡曉彤

健吾﹕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14:05
原文

【明報專訊】我嗓門夠大的，雖然也算響，但偶爾會被聽眾嫌聲線太尖。所以，我借林夕語： 「如果我的嗓門夠大夠響，也會很大聲的說：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
但是，這次贊助節目的事件，於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借商業二台《你睇我唔到》節目主持陳強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刊物《大學線》的訪問一用。他 說，他朝有一日他關注弱勢社群的節目做不下去：「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而是商業決定。」
有所為 有所不為商業電台，名字也夠白：商業和電台。電台的營運方針，就是要把大氣電波就變成 錢。我有份參與的晚間節目，都是因為聽眾喜歡，顧客垂青，才可以繼續下去。節目一年到晚只談格魯吉亞、鳩山由紀夫、奧巴馬、齊白石或傅抱石，我們也會擔心「趕客」。有時候，請一個港女談港男， 加多個會說「發女」的港男談港女，談日本ＡＶ女優引發中國網民 翻牆熱……皆因聽眾喜歡。一個節目沒有聽眾或客人支持，會自然被淘汰。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七個字吧？
這就是香港，香港是商業社會。所有的話語權，都在有錢人手中。大家眼睜睜的看著只有商人辦報、商人辦媒體，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們選擇看商人提供 的白癡電視節目，讀商人提供的娛樂化平面化易消化的新聞，而放棄思考，放棄深入，放棄複雜。結果，形成了林奕華先生說香港人的特質「頭腦簡單，心理複 雜」。
這是香港「大論述」出現的問題。某些政黨的主席就只會看細眉細眼的小事，洋洋得意的等，等節目主持沉不住氣，在大氣電波中大聲夾惡的說：「係咪見錢 開眼？係咪見錢開眼？」我覺得很有趣。商業機構，見錢就應該開眼。至少，他們見到錢，也得把眼睜得大大的，看真那些是什麼錢。那政黨主席質疑商業機構的從 業員見錢開眼，跟質疑阿媽是女人一樣。他們論點是這樣的：有錢的政黨，有多點資源使用媒體，對沒有錢的政黨「不公平」。狀况就像幼稚園的學生，一個有一支 新鉛筆，沒有新鉛筆的人說：「你為什麼你有一支鉛筆？這樣不公平！」
5月2日《星期日明報》有作者說：「現在聽說竟然連時評節目都放棄獨立，暗地收錢開講！」至少我從2007年4月，我在商台做時評節目至今，沒有收過任何一個機構一．分．一．毫，要我去幫任何機構 開講。廣告的信息跟節目內容口徑不同的例子，在我做節目的時候，比比皆是。我們在面紅耳熱的談本地政治話題，曾經有過充滿鼻鼾的安眠枕頭廣告；談反高鐵的 那一陣子，市區重建局就下廣告說他們很盡力的去令香港變得更好；談當代中國局勢現象之時， 就有軟性宣傳電影《建國大業》的5分鐘廣告。廣告跟節目內容不一致，才是節目珍貴的價值。
我很敬重的前輩潘小濤先生於《明報》和《蘋果日報》 發表同一份文章，指「電台接受政黨廣告和購買節目，是引入魔鬼」。我同意，十分同意。但讀完文章後，我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小濤先生在《信報》林天悟先生 筆下，是「勇敢」，「女細老婆嫩」的中年傳媒人，他擁有比我這一代傳媒新秀多的江湖地位。換轉了，如果我是泰山或是余宜發，我被安排要做這個節目，我會說 不嗎？問心，幸好，我不在其位。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
我只覺得，如果香港是有錢人買什麼都可以，有政黨打傳媒戰，我希望那些爭取公道的人，都會捋起衫袖狠狠的去打一場。那位政黨的主席用紅衛兵式的口 氣、手勢、表情、姿態要求一個商業機構改變一些商業決定，是商業社會中合理的行為嗎？借林夕語，以不公道的方法爭取回來的所謂「公義」，又是不是公義？如 果政府決定幫有錢的政黨忙，要修改廣播條例，容許政黨在傳媒賣廣告。沒有錢的政黨扯破嗓門說賣東西的「不合理」，壓根兒就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做法。他們應該 處理的，是為什麼有錢的政黨會變得有錢。他們要開拓的，是水源，而不是眼紅別人為什麼有錢。例子證明：有些80後的論政組織有左派資金，有些80後主理的 網上電視台有支持他們廣播理念的外國資金。在香港，政黨雖然不可以直接收取獻金，但一定有代理人可以處理法例的束縛。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真實的「香港精神」。如果你覺得這不合理嗎？美國同 志電視劇《同志亦凡人》主角Brian面對他的小男友Justin找了一個窮得很新男友，Brian很不高興。Justin認為新男友「有夢想，有理想， 有生命」。Brian最後按捺不住，對Justin說：「窮，不是什麼高尚的事。（It's nothing noble to be poor.）」我想很多「中產80後」都會認同這件事。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跟錢鬥。風骨，不可以供樓，也不可以當飯吃。各位看倌，你說電台做得不好，決定公祭什麼人，請什麼人食蛇羹，我倒希望各位 忠實聽眾，問一問自己，你如何改變香港人只看錢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