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悟: 假如在災區遇到領導人, 為何放大黃福榮？

信報 2010年4月19日
原文

青海省玉樹縣發生七點一級大地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緊急趕往災區指導救災工作。報章描述，溫 總理到玉樹民族綜合職業學校視察時，眼前校舍已變成頹垣敗瓦，向當地人員詢問那裡埋了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十七名師生。溫總理質問數字何來，對方指，是校 方提供的資料，由於地震發生時尚早，校內只有自習學生，故人數較少。
據說，「家寶爺爺」站在夾雜文具書本的瓦礫中，若有所思的神情滿是傷 痛，對失蹤者數字表示質疑，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他心裏大概想起兩年前四川大地震吧？似曾相識的情景又重現眼前，怎麼倒的又是校舍？師生死傷無數，怎不 叫這位「人民總理」心痛？
記得四川大地震期間，某大香港台記者在災區苦候多天，終於等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來巡視，記者立即請胡主席「向香港 同胞說幾句話」，而所得答案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那條以香港為尊的問題，曾被行家笑稱「問咗等於無問，沒有半點實質內容」。目前溫總理看望災民後已返 京，而胡主席則在昨天抵達青海災區，假如香港記者再在災區碰上國家領導人，因時間緊迫，行家們會問什麼呢？相信以下問題必定是大熱：
香港人 黃福榮在地震中為救人喪生，你覺得他的行為怎樣？
國家會如何表彰黃福榮？會否追封他作什麼烈士？
有什麼話跟黃福榮的家人說？
香 港同胞很關心地震災民，有什麼話跟香港人說？

香港自大症
領導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離不開「感謝」和「讚 揚」的框框吧？那些問題其實同樣空洞無物。可是，觀乎這幾天部分報章在青海大地震的報道輕重，是把香港放得很大、太大，大得可以把所有災情都比下去！而這 種「香港自大症」，對於新聞業來說並不是好事。
每個記者都知道，處理港外新聞時要找出「香港角度」及適當放大，以便引起市民共鳴和關注。無 可否認，黃福榮助人行善的美德值得學習，他為救人犧牲的高尚情操值得歌頌，絕對夠資格追封金英勇勳章，可說是「港人之光」，但並不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所 說，那種捨己捐軀的義舉代表了「香港精神」。
什麼是一般人認識的「香港精神」？絕不是特首曾蔭權讚揚黃福榮所說的「無私奉獻、捨身成仁」。 相反地，香港人多被認定是自私、走精面、善於計算；至於捨身行善，忘我助人者，則多數不被理解。所以黃福榮生前被喚作「傻福」，而他的網誌名稱就是「傻人 有傻福的空間」。
在此絕不是對黃先生有任何輕蔑或不敬處，只是現實正是如此殘酷，他八年前由廣州行路上北京，為內地骨髓庫募捐義務宣傳，沿 途雖有零星掌聲，但更多是嘲笑和冷眼，他亦這樣自嘲：「明白人就話你偉大，唔理解人會話你戇居。」有行家亦坦言，當時真的認為他「戇居」，現時回想起來卻 覺得他很偉大。
這位不計較名利，默默為弱者付出的大好人，若他預計這樣身故，會希望被傳媒如此高調處理嗎？黃福榮的三姐最明白胞弟的個性， 她向報章表示將婉拒把弟弟骨灰安葬到粉嶺景仰園的安排，又指弟弟個性低調，不喜歡被套上烈士榮耀，而救人是本能反應，拒絕蓋區旗出殯。

捨本逐末正義不彰
死者親屬的低調意願與媒體的高調追訪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大報連日來以頭版報道黃福榮的事跡，港聞版的篇幅都集中在一 個香港人身上，彷彿把玉樹縣的成千上萬災民遺忘了，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還以為災難中主要只有一位港人犧牲了。其他關於災情的新聞只塞在中國版，篇幅加起來 都抵不住一個人，那種傾斜的報道，大概是因為該報八年前曾經跟隨黃先生走過一段上京路，與其家人較熟稔，掌握到較多資料，於是盡量煽情，結果是報道失焦， 只狹隘地把焦點投射到一位英雄的生前事跡上，忘卻了最重要的究責和救災事情。
黃福榮曾對義工朋友說過，假若因救人而死，那是他的幸福。我們 當然不希望有這種慘劇發生，但假如黃先生仍在生，此刻所記掛的一定是災民死活，大概會忘我地挖掘救人，至於死者的身後榮辱，那是後話中的後話。面對搶救瓦 礫下的被困者，面對追究災難中的人禍，能否追封什麼勳章，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黃先生於○八年曾到四川參與救災，目睹教學樓塌得像廢墟，那 明顯是豆腐渣工程，他在網誌中坦言：「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可是，過去兩年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追究塌樓責任，反而斷言否認校舍結構有關題，曾 下馬官員後來更上一層樓，而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的譚作人，呼籲民間對四川大地震倒塌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結果因發表六四事件文章，涉嫌「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正義沒有彰顯，慘劇循環發生，一條命運黑線，引領黃福榮走向死亡之途。
反觀香港的電視台報道則較全面， 把災禍放在首位，記者拍到災區大部分校舍都完全倒塌，部分重點學校有逾千名師生失蹤，死傷學生肯定遠較官方公報為多。內地或明或暗的訊息顯示，由於青海屬 於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區，政府一開始已嚴防媒體「胡亂報道」，對採訪活動嚴加限制，在主要道路截查車輛，嚴防「無證記者」闖入；另一方面則監控國內媒體報 道，必須緊跟中央發報的消息和論調，而校舍是否存在「豆腐渣」疑問，更是碰不得的大忌諱。

脫離實際最危險
香港 是中國境內僅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寸土，宣揚黃福榮的事跡、成立基金繼承其行善遺志之餘，最重要是究責到底，若有豆腐渣工程就要偵查揭露，延續這位英雄的心 願。正因為中國有太多孩子太慘了，社會才需要更多像黃福榮這種人。傳媒的責任不在於把英雄事蹟放大再放大，反而是要設法把英雄消滅—當社會有了公義、平 等、自由、富足，就不再需要悲劇英雄了。
青海災區位處高原，部分行家因高山反應需折返，而民主大報的記者更是出師未捷已被遣返，在災場內亦 不能夠隨意活動，加上文化和語言差距，這趟採訪難度遠較四川大地震為高，能傳送的畫面和新聞內容就更少。但香港傳媒的報道限制始終遠較內地媒體廣闊，至少 稿件刊出前毋須受到審查；內地行家摸不得的禁忌，只能由香港行家去突破。
所以，若在災區遇到領導人，請香港記者不要問個人小事，要追問災區 大事：到底死了多少人？為何又是那麼多學生遭壓死？是不是全國都有豆腐渣工程？要如何究責？能不能作出保證？請對十三億人說清楚！
＊　　　 　＊　　　　＊　　
溫家寶總理於本月十五日、正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述當年考察貴州的經過，提及 胡耀邦對他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同樣的話，亦適用於傳媒同行。
傳媒工作者

信報 2010年4月26日
原文

中國官方最擅長把災難當作喜事辦，內地網民則加倍落力踢爆「喜事」背後的陰暗破綻。○八年四川大地震是經典事例，早前山西王家嶺礦難是另一宗令人瞠 目結舌的「奇迹」。

事件沉澱下來，川震的豆腐渣校舍問題沉冤未雪，調查死亡學童名單的志願人士紛紛被捕及「依法判刑」，賑災善款更是去向成 疑；而王家嶺一百一十五名礦工「獲救」後，心思細密的網民在救援片段中找出多個疑點，質疑所謂「奇迹」根本是「造假」，結論是：「連救人都可以作假，還有 什麼可信？」上述兩宗災難的疑團在國內已變成禁聞，礦難的死傷名單被網友稱作「國家機密」，媒體無法接觸到事主或家屬。難怪內地民眾早已養成一種共識，就 是官方愈用力宣傳，事件就愈不可信。

最新的災禍當然是青海玉樹縣的七點一級大地震，香港人黃福榮為救人而犧牲，「阿福」不單是香港的英雄， 也成了全國人的英雄；他不單是特區政府的抽水對象，也是國內官方及媒體的抽水對象。吊詭的是，在全國上下一片讚頌聲中，坊間卻湧現一種說法：「黃福榮很偉 大，情操很高尚，但這次地震我絕不會捐款。」與上一趟川震比較，民眾對青海災區的賑災意欲和關注度都差天共地，甚至有人在facebook發起「我不會捐 錢給青海地震」群組。這種「熱情悼念故人，冷對賑災呼籲」的情況，值得探討。

政治正確
四川大地震過後，國內外 媒體詳盡報道過不少觸動人心的人事，由「可樂男孩」到「豬堅強」，從「四川情義男」到「最有母性的警花」，立體地演繹災區的多樣性。但在青海地震中，部分 香港傳媒把災禍濃縮成黃福榮的英雄事迹，可以解讀成以地區為尊的傾斜報道。但從內地返港的行家表示，內地媒體亦以極大篇幅報道黃福榮，而他為救孤兒不幸喪 生的經過，使地震變成彰顯「雷鋒精神」的時機，阿福已被推舉為這次地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為何只有阿福被全國媒體放大再放大？對內地政治 生態稍有認知的行家分析，除了因為阿福的善舉確實值得讚揚外，最重要是他的「人物性格」切合國家「需要」。行家表示，媒體談及阿福時，都不忘強調他是「香 港人」，這種身份超脫於藏漢之間，有助援解災區的政治感敏，避過種族爭議，令阿福成為單純的「英雄」，能效團結正能量。

據稱，玉樹縣被地震 蹂躪過後，藏漢之間曾不分彼此地互相救助，但因災區偏遠及環境惡劣，救援物資及搜救人員無法像川震那時迅速到位，災民因無家可歸及食物短缺而爭鬥不休，任 何怨言若被放大，都會導致民族關係進一步緊張惡化。官方為顧及兩族間的「和諧」，早就指令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破壞民族關係」的消息。由於一般內地記者不能 到災區採訪，所以除了官方消息外，媒體刊載的地震資訊受到嚴格監管，令能報道的材料變得十分有限。這種情況下，就算有更多的災區故事，經過重重審查後都未 必能出街，或者論調已被一再修改。所以媒體裏只可以見到搜索犬為救人殉職、老醫生趕到災區救人、藏漢融和救災等無傷大雅的報道。

事實上，每 次大災禍都是一場媒體爭奪戰，這次地震災區屬於玉樹藏族自治州，政府需嚴防達賴喇嘛伺機影響藏民的想法，分發物資時縱然會惹起漢人不滿，但還是處處以藏人 為先，並安排記者採訪拍攝，以突顯「國家對藏民關懷備至」的心意。但是，由於玉樹縣位處海拔約四千米，不少解放軍抵達後出現高山反應，自身難保下救援工作 進展緩慢。同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喇嘛則從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趕至玉樹縣救災，成為最有力的救援隊伍。有歸來的行家表示，在災區內見到參與救災的喇嘛人 數，遠高於官方搜救隊。但國內媒體的報道論調卻「微妙地相同」，就是把官方人員標籤成「專業、先進」，而喇嘛必需仗着有關人員的精密儀器幫助，才能進行 「土法」的徒手發挖，雙方當然是和諧共處，萬眾一心救災。最終喇嘛還要感謝地說：「能和政府合作，那當然是最好的。」

掩飾矛盾
可 是，香港記者卻發現喇嘛對官方絕不信任，喇嘛寧可親自攜帶着數百萬元現款派予災民，亦不願與政府合作，更聲稱若由官員分發善款，「最終可能會被貪掉一 半」。喇嘛亦指部分官方救援隊只有在記者面前、或者需要「作秀」時上落力掘挖，作狀拍照後就離開，反觀喇嘛走遍災區救人，亦有到偏僻地區搜救，那些行動都 被媒體滅聲，只因「沒有報道價值，也不合國家利益」。

華文媒體報道青海地震時，不能當作單純的天災去處理，在官民矛盾、漢藏民族關係、政治 需要、豆腐渣工程疑問等等的夾縫中，「香港人」黃福榮的故事就成為絕佳的報道材料，難怪有行家感慨地說：「阿福從生到死，一直在做好事。」於是，《新華 社》更破天荒引述香港「民主大報」有關黃福榮的報道，排名還在《文匯報》及《大公報》之前。民主大報視這則稿件有「破冰」意義，只因《新華社》稿件過去從 未出現過該報的名字。

應該深思的是，該報之所以為內地官方通訊社引述，是其論調與國內「災難變喜事」相同，而不是具有任何批判性，即是報道 內容與左報和國內媒體不謀而合，某程度上是一種警號。若香港傳媒踢爆內地各種劣行，揭露人權狀況不足等報道能被官方媒體引述，才是真正值得驕傲。

香 港精神
黃福榮之所以令人動容讚頌，只因他是普通人。從他生前的善舉，以至不幸身亡後其家人的表現，都在描繪出那種低調地助人的作 風，社會需要的，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人物。其家人向報章表示毋須以「烈士」去稱呼阿福，亦表明拒絕讓靈柩蓋上區旗，但特區政府在阿福遺體過關後，執意要舉 行儀式及在棺木上蓋區旗，那種舉動雖說表達了市民的心意，卻違反了其家人的低調意願。當特首及高官硬要把阿福的行為稱「香港精神」，有行家以黑色幽默的口 吻說：「整件事件的確充滿『香港精神』，即是阿福生前行路上北京被人笑戇居，壯烈死後則列為偉人，特區政府把握機會『抽水』，這確是香港人的特質。」

一 名專業救援人員稱，他為黃福榮表示崇高敬意，而一般人見到小孩身陷困境，奮身上前搶救是人的本能，「救人者不是要尋死，最終是希望大家都能生存」。而在任 何救援訓練過程中，絕不鼓勵捨己救人的舉動，因為只有保住性命，才能讓更多人獲救。該人員表示，黃福榮的寶貴生命讓香港以至全國人學會的道理，不是不要命 的去救人，而是那顆無私的行善心，「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阿福那種程度，但我們可以做十分一、百分一，甚至千分之一個黃福榮，就從幫助身邊的人開始吧。」

因 此，若市民因擔心善款遭挪用、災區貪官當道用而拒絕捐款，那青海地震的災民只會更苦。大家可以尋求更多方法去幫助災民，例如當身邊有另一個「黃福榮」時， 不要再笑他傻，而是要盡力提供協助，讓往後的「阿福」得到應有尊重和支持。

傳媒工作者

紅十字會成立黃福榮基金

(明報)2010年4月24日 星期六 17:50
原文

香港紅十字會 表示，受義工黃福榮的家人已委託，成立「香港紅十字會黃福榮傳愛基金」，接受公眾捐款。

香港紅十字會除為基金管理捐款外，亦會透過紅十字會的服務網絡，資助和管理符合基金目的的內地服務項目。

黃福榮在日前的青海玉樹地震中，因救人而犧牲。經他的家人同意，基金所收到的捐款，主要用於資助在內地能達致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的服務項目；而下列性質的項目會獲優先考慮：

●為改善孤兒、傷病或貧困兒童的境況；

●為關懷、幫助和照顧病者；

●為推動和支持骨髓捐贈及其相關的服務；

●為救助因自然災害而受影響的災民；

●為鼓勵更多人參與志願人道行為；

●其他達致與上述優先項目相同目標的服務。

黃福榮的胞姊黃月秀女士表示：「我和我的家人了解，福榮的行為，獲得很多香港市民及內地民眾的認同，他們表達希望以福榮的名義，捐款成立基金，延續福榮生前的服務精神。我的家人希望『香港紅十字會黃福榮傳愛基金』的成立，能匯聚更多的力量，使更多國內有需要人士受惠。」

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陳啟明先生表示：「黃福榮的行為，是志願人道精神的體現，與香港紅十字會一直貫徹的人道使命一致。我感謝黃福榮家人對香港紅十字會的信任，並會盡力透過基金作為平台，支持更多為關懷及改善在內地處於困境人士狀況的服務。」

基金收到的捐款，將存入香港紅十字會專為基金而設立的賬戶，並由香港紅十字會根據其捐款管理準則進行操作和監管。

為確保基金所資助的服務項目獲得有效監管，黃福榮的家人同意，所有服務項目必須透過香港紅十字會及中國紅十字會的服務網絡和管理機制進行。

香港紅十字會負責物色符合基金目的之內地項目，並根據基金的條款與該會的項目管理機制給予資助和進行管理。

有意捐款者，可直接存入該基金設於中國銀行 的「香港紅十字會」專戶，賬戶號碼為012-806-00078466；或以抬頭「香港紅十字會」的劃線支票，寄往香港夏懿道33號香港紅十字會收，支票背面請註明「黃福榮傳愛基金」。

（即時新聞）

人工4500 神奇校長救活幼園 學生增3倍 身兼校工司機「永不加薪」

(明報)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05:10
原文

【明報專訊】近年教育界屢談「殺校」，收生不足的學校只能被迫停辦；去年只剩下5名學生的元朗元岡幼稚園，已半隻腳踏進殺校之路，幸得前國際學校主 任呂麗紅接受兩折月薪以4500元加盟，全副心血展開一年的神奇救校旅程。她一人身兼校長司機清潔    工， 上午教書下午家訪晚上進修    ，以豐富經驗和流利英語引入優質課程，終在義工和家人等群策群力下令學 校起死回生，學生人數至今回升至20的安全線，為村校爭回一口氣。
位於元朗錦上路元岡村的元岡幼稚園，去年初全校唯一的教職員、即校長因病離職，學校只剩下5名學生，校監梁浩深為保校園只好到勞工處    登廣告，用僅餘的4500元月薪預算「招聘校長」。事件即引起社會關 注，結果殺出「神奇女俠」呂麗紅—— 一位有20多年幼稚園教學經驗的「白武士」參與救校。

45歲的呂麗紅過去一年的「救校旅程」相當充實，還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例如入職後才發現需身兼數職，早上往元朗市「義載」學生返學，解決校舍 位置偏遠問題。日常上課外，還要抽空打掃校舍，甚至為招生到元朗鬧市派傳單    。 每天傍晚又變「接線生」，時刻有家長來電查詢入學詳情，她還到中大進修增值。

驚覺學生「細粒」 家訪贈蛋贈奶
呂麗紅坦言，上任初期發現「點解口的學生咁『細粒』？」，後來家訪才恍然大悟﹕「原來有些家長失業、長期開工不足，經濟好困難，連營養早餐都負擔不 到，更加令我堅持零學費。」每次探訪，她必買雞蛋、麵條、鮮奶給學生，「希望佢大隻口的。」
有時家長的意見令她感到驚訝，「曾經試過被家長當面用粗口鬧不懂教書，當時好難過，也感到迷失，我究竟為咩呢？」後來呂麗紅冷靜下來，明白家長對仔 女要求高，誤解幼兒的學習能力，當其子女不能讀出書本上的生字，「會責怪學校教得唔好，仔女唔乖」。
但呂麗紅的「傻勁」，終於感動了不少有心人協助村校重生。「去年暑假開放日，有義工用旅遊巴義載市民到校參觀，百幾個義工幫學校翻新等，多到數唔 晒。」義工有不同專業，如學校每3年做測量評估，也由一名測量師仗義幫忙，節省數千元支出。

丈夫義修校舍 「在這裏找回童真」
此外，「女俠」的救校團隊，也少不了背後全力支持的好丈夫謝鴻慈。他曾任博物館展覽設計師，翻新幼園外牆壁畫和設計工作皆由他一手包辦，後來更身兼 電子琴維修、屋頂掃落葉、通渠等工作，謝鴻慈笑言﹕「初時擔心間學校在太太手上執笠，一個人處理校務太辛苦，幫得幾多得幾多……但結果我在這裏找回童 真。」
隨著學校名聲外傳，加上教學質素明顯改善，目前已累積有16名學生讀書，到8月新學年會達21名學生，人數是一年前的4倍。該校獲學券資助計劃，學 校每年經費由6萬元急增至近30萬元，除呂校長收取「兩折」年薪，即約5.4萬元外，還有空間增加教學活動和增聘人手，正式擺脫殺校危機。呂麗紅正計劃多 聘一名半職幼師，那麼校長可以加薪嗎？她說，不想利用元岡當做個人平台，提升身價，「我應承做月薪4500的校長，就直到永遠都不加價。」

一年脫胎換骨 校監給99分
校監梁浩深大讚呂校長這一年工作值「99分」，他說，去年初想過放棄辦學，「後來找到以前一名校長，幸得她介紹其朋友呂麗紅給我認識，由她繼續辦幼 稚園。」梁浩深表示，若幼稚園需要擴建或增聘人手，校董會全力支持。

明報記者 彭美芳

畢名白: 「點點翻譯情」

昨天下課到了上環一躺，參加一個劇本翻譯工作坊，由「劇場空間」一套音樂劇「點點隔世情」的翻譯兼導演
張可堅先生主講，嘻，誤會了地點，花上半小時步遊上環，腦筋急轉彎跑上兒時消磨時間的小童群益會，厚著面皮借了只讓會員(即小童)使用的電腦一用，弄清地點，走。

路上倒是猶豫了，遲到的可能性是比鐵還硬，抵步恐怕與早退的時間只差半小時，但這一絲不安只是一閃而過，畢竟從元朗到西環空手而回的話，相信第二天早上要把自己痛罵三響。半身香汗趕至「劇場空間」的工作室，門外一瞥，乖乖不得了，這個年頭是女人的世界果然不錯，怎麼圍著講者的廿來個聽眾中十有八九都是女兒身?! 呀，趕來是對的，縱不是國色天香也是心情舒暢嘛，不過，要說到不枉此行，還是張先生的厲害。

甫坐下，耳邊響起的是「故事的大概就是這樣，作者的的名字是 James XYZ」，噢，好嘛，來聽劇本是如何翻譯的，現在倒可以聽中文然後試試把原文翻譯出來。厲害的是接著的一手，張先生派發筆記，兩張紙，一張是他翻譯過於本港公演的外國劇作，滿滿的兩版A4紙，另一張是字典清單，有價值二、三萬的，有七十年代的，有光碟的，據說值得推薦的是「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 第二版 上海譯文出版社」及「金山詞霸」。到了這一刻，玩忽之心盡收，我知道該要打起精神認認真真了。

不是因為身邊的美媚表現專注所以我也要裝模作樣一番，而是短短兩個小時的工作坊，張先生本可以大大宣傳一下六月的話劇，又或是直接了當的敘述劇本，然後示範如何翻譯，但他硬是要從基本開始分享，從本教起，這就不得不讓我肅然起敬了。

而且，參加這個工作坊是分文不收的。

張先生是中年人，少不免有點中年人的特徵，例如一個坐著會突起的肚子，一頭半黑不白的煩惱絲，加上一副眼鏡，大概廿年後我的模樣就是這樣被勾勒出來，但他身處的工作室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的吧? 滿室的道具卻又不帶一點漆油味，相信使用的日子不短，大約二千尺的空間，排練的空間與工作室的分佈及各樣佈置井然有序，經營所花的心血恐怕不小。他跟我們平時上課的老師說話時還是有一點分別的，倒有點像溫總理，停下來的時間彷彿足夠熱一碗杯面，然後又瀑布一番，我想大概是他力求精準的習慣使然吧，說話修辭過不了自己的關絕不出口。沒有說過一句如何翻譯，他倒帶我們雲遊四方，說起我們身邊一個女學生的經歷來。

二千年於科大BBA畢業，工作五年然後到獅城學習演藝，之後回港追求戲劇的理想至今。那位女學生坐在我前面，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我不會說她此刻在發光，但每個坐她身邊的聽眾眼睛在發光倒是真的。張先生接下來說的是「劇場空間」如何由非牟利社團，到公司，到慈善團體的發展經過，至於如何爭取政府資助，倒成為他專注翻譯外國名著然後搬上香港舞臺的主因，原來八、九十年代香港不同劇團都有自己獨當一面的硬功夫，唯獨翻譯劇仍屬少數，加上他的學習背景，逐踏上此路。張先生特意述說那位女學生對理想的堅持，我心中想起的倒是張先生自非例外，昨天借了一本王小波的文集，他說中年人於社會上責任最重，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好樣的，工作坊規模雖小，我倒看到不錯的示範了，之前看過「劇場空間」的作品，「少年梵高的煩惱」及「紐倫堡大審判」，已經對他們的出品印象很深而且好感不小，工作坊更讓我看到對自己事業充滿熱情的人是怎樣生活的，認真專注只是一己該有之態度，為了讓年輕人開開眼光閒餘時免費提供講座分享經驗，還可以教學雙長。香港有心人不少啊，快要畢業的我很幸運嘛，在這個時光有這樣的體會實是彌足珍貴。

看倌不提我也知道，若說翻譯是主題，恐怕我跑題的能力就是劉翔大哥也難及，但翻譯這一門學問，先不說大學還要為此特開學位，就是小弟的一點點難於啟齒的英文水平，由我來說翻譯遠不止是貽笑大方這麼簡單了，就是直接引張先生所說的，恐怕就像Mark Twain之言，「Be careful about reading health books. You may die of a misprint」，口傳筆授自是未能反映全貌，小弟現在是如履薄冰勉力為之，略微淺談，如有筆誤又或自作多情，務請不吝賜教。

先舉一例:
Is he very happy? :
你大可翻譯成「他快樂嗎?」

如果是「He is very happy, isn't he?」呢?
- 他很快樂，對嗎?
- 他很快樂，不是嗎?
- 他是快樂的，對吧。

第一問跟第二問好像分別不大，得出一樣的翻譯也是有可能的，但一經張先生點出，這兩個問題要是細心想想，似乎就不一樣了，假設有A、B、C君三人，第一問比較像A君問B君關於C君，而問的同時C君不在場，第二問卻像是A君在B君身旁，看到C君然後問B君的。好傢伙，信報林沛理(Muse主編)撰文時提到英文強調邏輯和事實——無時無刻都要分清楚時態（tenses）和究竟是眾數還是單數、主動抑或被動(原文按此)，似乎不假，單這一例就已看到要翻譯對白，殊不簡單。

再舉一例:

Haywood: I'm sorry, Mrs Bertholt. I can't discuss the case at all outside the court.

- 唔好意思，貝浩太太，我點都唔可以討論案情起法庭以外
- 唔好意思，貝浩太太，我點都唔可以起法庭以外討論案情
- 唔好意思，貝浩太太，起法庭以外我點都唔可以討論案情

在我看來，第三譯最貼切。第二譯接近，惟所強調的主體是「我」，沒有明確突顯客觀限制是「法庭以外」。

果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張先生所舉例子帶來的啟發不小，作者於劇本中不論怎樣寫，次序是甲乙丙還是丙乙甲，背後都是有原因的。

張先生提到以往當副導演時，不明白導演要演員必須跟足翻譯後的對白台詞的用心，現在懂了，因為語意要精準，經過慎重考慮的翻譯是不能隨便更改的。另外，翻譯劇本不是單單翻譯劇本，必須做大量的資料搜集了解作品的寫作背景、作者生平，畢竟有時候一句原文可以有多個翻譯，但要符合語境、作品中心，就要透過搜集後的分析作出判斷。常言道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說的又豈止是個人努力? 難怪演員得獎時總要感謝一大串名字了。

結伴同行總是美事，看倌如果對「點點隔世情」有興趣，不妨告知。

詳情可閱: http://www.theatrespace.org/past/pt10-sunday10.html

林沛理: 從《不可兒戲》到「不可古肅」

信報 2010年3月27日
原文

王爾德「好玩」、「貪玩」和「爛玩」的玩家本色，盡見於他對「借來的思 想」（borrowed ideas）與「公認的智慧」（received wisdom）的顛覆，甚至嘲諷。「惟陳言之務去」，是中國散文大家韓愈的座右銘，亦正是王爾德的英文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王爾德的文章 從語法到內容，都深受英文傳統的格言、警句與諺語的影響。身為文體家（stylist），王爾德當然知道格言、警句與諺語用在寫作裏，可以潤滑節奏、調劑 句法和變化風格。的確，一篇硬着心腸、完全把成語和習慣語趕盡殺絕的文章，必然累贅冗長、囉唆繁瑣。
可是，倘若我們寫文章，只能靠別人來思 想和拾古人的牙慧，那麼即使贏得博學強記的虛名，也始終稱不上是個夠格的作家。
王爾德犀利，因為他早已悟出如何因勢利導、借題發揮，以其作 者個性之四両，撥傳統智慧之千斤。讀王爾德的最大發現，是活用英文傳統的智慧與語法，等於向財雄勢大的銀行借本錢，加些發揮個性的巧力，自然能夠賺取豐厚 的利潤。其道理一如活用典故，自能化古為金，推陳出新。
四両撥千斤當然是絕技，幸而這是一種學得來的絕技。王爾德的撒手鐧是「戲謔」，英文 叫做「parody」。
比方說，愛情與婚姻是個早已被說穿、說透和說爛的題目；就連「對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看法」的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都承認，關於愛情與婚姻，可以說的早已說過（Everything that can be said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has already been said）。
可是好一個王爾德，不用「趁前人未說我先說」，卻能將「前人之說」變成 「我之說」。英文有句成語，說婚姻的本質是「兩人甜蜜，三人添亂」（Two is company, three is none）。王爾德把它拿來，手起刀落，改寫成「三人成伴，兩人不算」（Three is company, two is none）。他又將「佳偶天成」和「天作之合」（A match made in heaven）的意義完全顛倒過來，變成「離婚乃天作之分」（Divorces are made in heaven）；又說夫妻公然調情是「乾淨內衣當眾洗」（Wash one's clean linen in public）。
王爾德的 傳世喜劇雖名為《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但若從英文寫作的角度去欣賞，得到的最大啟示，卻是剛剛相反的「不可古肅」（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layful）。「好玩」的句子、語法和意思，在這個劇本中俯拾皆是。關於勸婚的一段話：「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thrope, never!」。王爾德故意把「misogynist」（憎恨女性者）說成是字典裏沒有的「womanthrope」，卻妙在與前文的 「misanthrope」互相呼應，妙到毫顛。
余光中的翻譯，沒有將之直譯成：「一個厭世者我還可以理解，一個厭女者，絕無可能！」而能 匠心獨運地把英文的名詞變通為中文的短句：「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就莫名其妙！」
將 「misanthrope」譯成「獨善其身」沒有什麼了不起，但「獨抱其身」卻是將「抱單身主義」的意思融入「獨善其身」的語法，與王爾德將 「womanthrope」的意思融入「misanthrope」的語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余光中不愧為中文寫作的魔術師，王爾德有這個譯者，亦可堪告 慰。
《不可兒戲》裏另有一處，談及愛情（love）與知情（knowledge）的關係。劇中的巴夫人問追求他女兒的少年傑克：「我一向認 為，有意結婚的男人，一是應該無所不知，一是應該一無所知。你是哪一種人？前一句的原文是：「...should know either everything or nothing」，後一句則是「I know nothing」。三言兩語，就把愛情的自欺本質（self-deceptive nature）說得淋漓盡致，這就是第一流的腦袋與第一流的英文；可以媲美美國小說大師亨利占士（Henry James）在《鴿子的翅膀》（The Wings of the Dove）裏面的一句類似的說話。女主角責罵她那個要做情場騙子但又不夠狠心的男朋友，說那個愛上他的富家女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愛情——「she doesn't want the truth, she wants you」。
本文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顧小培: 非不為也 實不能也

信報 2010年4月24日
 原文

問　日常食物中，有什麼選擇可以減低罹患癌症的風險？
答　癌是腫瘤。瘤從何來？來自身體組織，也就是原屬自己的東西，基本上，是一些 自身的細胞。這些細胞不安於室、變故易常，開始了「不正常」的生長，是為「細胞異變」。身體本來有一個天生的機制，嚴密地控制和監管細胞的生長；癌細胞的 「變」，失控在先，繼而如脫韁野馬，以致一發不可收拾。最壞的是，在開始變時，一般都無聲無息，沒有迹象；到發覺之際，可能已是太遲。「太遲」的原因，主 要是在於腫瘤已生長至難以消滅的程度，更嚴重的，是癌已蔓延（Invasion）和擴散（Metastasis），去到附近的組織，醫生於是判說已到末 期，束手無策。
所謂束手無策，是醫生沒有可用之藥。在現今西醫的制度下，醫生用的藥都是由藥廠提供的；另一方面，藥廠也不能隨便製藥出售， 所有藥在上市之前，必須先取得監管部門的批文。醫生之所以無能為力，是藥廠不去發明抑制「擴散」的藥。
為什麼藥廠不去發明能夠抑制「擴散」 的藥？非不為也，是不能也。要做一些能「證明某藥能阻止癌細胞擴散」的臨床測試，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這要稍稍解釋。

 須有臨床測試
在一般情 況下，若要證明一個（尚須測試的）藥（簡稱「概念藥」）有能力醫治一個病，須有臨床測試。測試時，病人分兩組以供比較，一組用概念藥，另一組用毫無藥效的 所謂「安慰劑」。但在測試抗癌藥時，單單用「安慰劑」作比較，並不適當，因為這等於要那些用安慰劑的病人去「送死」，牽涉到「道德問題」。因此，抗癌藥臨 床測試的目標，須由「這藥能否滅癌」，修改為「這藥是否『更』能滅癌」。具體的做法，是一半參加測試的病人用概念藥，另一半的病人用一個「普通」（現存的 同類）藥。這種安排，是否解決了上述的道德問題？未必。藥廠往往為了想證明它的概念藥「更」能消滅癌細胞，會「小心」選擇一個「極普通」的現有藥，務求這 兩組病人的病情有「顯着」的分別。因此，被採用的那個「普通」藥，基本上藥效平凡得很：於是，表面上藥廠沒有叫那些（吃普通藥的）病人「送死」，效果其實 差不多。所以，在病人而言，要不要做藥物測試的「白老鼠」，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也就令藥廠想做這類臨床測試時，舉步維艱。
以上只是有關 「能否滅癌」的問題。倘若要知道一個藥「是否能抑制擴散」，那會是更為艱鉅。首先，在未做臨床測試之前，先要有動物實驗的數據。這便難了，因為在動物的癌 模型實驗上，原位的癌生長極快，兩個月便長到非常大，從而嚴重妨礙器官運作，令動物器官衰竭而死，基本上沒有時間讓癌細胞擴散；因此，很難證明一個概念藥 是否可以抑制擴散。再者，縱是能去到做臨床測試的階段，也難以找合適的測試對象：目標的受測試者，必然須是本身已證實患癌的病人，他們哪會肯拿自己的生命 開玩笑？況且，服用了概念藥縱然沒有擴散，並不一定是該概念藥的功勞（負面證據不足為證）；臨床測試的數據，便只能以「統計」數字來看。試問，如何作準？ 舉例說明：假如服用了概念藥的病人中，18%的癌出現擴散，服用了安慰劑的病人則有20%出現擴散，請問，那藥算不算有效？

醫生束手 無策
所以，在抗癌方面，現在雖然有十幾種化療藥及十幾種標靶藥，但完全沒有一個能抑制擴散的藥。藥廠沒有藥，醫生也就束手無策。因 此，一旦癌細胞已擴散，醫生便認定病人已走到了盡頭，所謂「末期」。
到這階段，病人是否完全沒有希望？從病理學的角度看，癌細胞之所以能夠 擴散，是因為它能擺脫基質。簡單比喻，一株草永遠不能離開泥土生長；泥土便是草的基質。癌若要擴散，一定要擺脫基質，方法只有一個，乃是用一個叫MMP （全名Matrix Metallo-Proteinase）的生物酵素，去分解癌細胞和基質之間的蛋白質，從而與基質「一刀兩段」。所以，理論上，只要能抑制MMP，癌細胞 便無法擴散；另一方面，由於正常的細胞都不必「擴散」，所以，抑制MMP不會危及正常細胞。
有不少食物中具有抗癌的成分，能抑制MMP，例 如咖哩（薑黃素：Glycoconj., Vol.21, pp.429-441）、綠茶（綠茶素：J. Oral Pathol. Med., Vol.36, pp.588-593）、洋葱（洋葱素：Mol. Cell. Biochem., Vol.287, pp.109-116）和黄豆（大豆異黃酮：Cancer Res., Vol.65, pp.3470-3478）。
癌細胞不能／未能擴 散時，會在原位增生，之後會「引誘」附近的血管生出新血管，向癌「進貢」營養。若要制止癌這個動作，須抑制一個「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在抗癌的戰爭中，VEGF是一個勝負關鍵，因為經VEGF引出的血管會有很多漏洞，讓血液的蛋白質漏出，之後，造成一個滲透壓 力，引出血管內的水，形成積水。另一方面，血的流失可令病人貧血，接着便是多種器官衰竭。所以，必須要抑制VEGF；況且這樣做並沒有害處：成年人基本上 不需要新的血管，抑制了VEGF，不會妨礙身體的正常運作。什麼東西可以抑制VEGF？正是薑黃素（Cancer Lett., Vol.285, pp.127-133）、綠茶素（Cancer Sci., Vol.100, pp.1957-1962）、洋葱素（Biochem Pharmacol., 2010年2月11日電子優先版）和大豆異黃酮 （J. Nutr. Biochem., Vol.18, pp.408-417）。

「自己食自己」
若癌細胞不能出走（擴散被抑制），又缺糧（VEGF被抑制），便會被 迫「自己食自己」，也就是將自身組織權作「能量」的燃料，苟延殘喘；這叫「自噬」（Autophagy）。能幫助引發癌細胞自噬的，原來又是薑黃素 （Autophagy, Vol.3, pp.635-637）。綠茶素（Anticancer Res., Vol.28, pp.1713-1718）、洋葱素（Carcinogenesis, Vol.28, pp,1021-1031）和大豆異黃酮（Gynecol Oncol., Vol.105, pp.23-30）都有份。其實，即使癌細胞不自噬，也會被這些天然食品的抗癌成分迫得「自滅」（Apoptosis）：薑黃素（Anticancer Res., Vol.29, pp.5039-5044）、綠茶素（Arch. Pharm. Res., Vol.32, pp.1263-1269）、洋葱素（Cancer Lett., 2010年1月16日電子優先版）和大豆異黃酮（Cell Biol. Int., Vol.33, pp.1237-1244）。
上述的薑黃素、綠茶素、洋葱素和大豆異黃酮，可說是抗癌的四大「護法金剛」。大自然的布局， 真是十分奇妙；天下萬物，每每相生相剋。人類在進化中，將周遭的東西取而啖之，賴以生存；選擇之中，將好的留傳，將壞的淘汰。到今天，不少日常進食的東 西，原來竟是提供給我們基本「養生」元素的來源。這些「養生元素」，能在我們自身機制力有不逮之時，助以一臂之力。我們不妨在日常膳食中，特別着意地選食 這些天然食物，補自己機能之不足。另一方面，亦可以服用補健食品（Dietary Supplement），因為天然產品中的有效成分畢竟有限，如欲取得足夠份量，最好是直接服用其提純精華。

讀者如有問題，請電郵至hkej.health@gmail.com
文 　顧小培

蔡京揚: 大學生就業 最多僅八成

信報 2010年4月24日
 原文

首季度的就業「形勢嚴峻」，城鎮居民登記失業者九百二十萬，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二；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年底的就業率預計可達八成。這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二十三日透露的消息。

城鎮失業近一成

在二十三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人力部發言人透露：在今年計劃中，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為九百萬，首季已就業的接近二百九十萬，達目標的三分之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列為「重中之重」，計劃的指標是：應屆生離校時初次就業率達七成，年底達八成。農民工的工資、工傷賠償被拖欠仍較多，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今年二月五日，有近一百五十萬被拖欠工資、工傷賠償的農民工，獲補發拖欠金額三十億元。

人力部公布的首季失業率，僅限於城鎮居民登記失業者，這是政府的統計口徑。關於城鎮的失業率，不同機構的數字相差甚大。國務院統計局近幾年發表的失業率，都是百分之四點三上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藍皮書的失業率，卻在百分之九點五上下，兩者相差五個百分點。如按後者的失業率，城鎮失業者超過二千萬，而非九百萬。

如將需進城務工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計算入失業人口，失業率將更高。

按人力部發布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評估，找不到工作的會有二成左右。由此看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甚艱難。

大學畢業生難就業、城市企業的熟練技工卻偏緊，這種人力的錯配現象，顯示大學的「大躍進」有弊端。

好大喜功、追求數量的增加，使大學的數量、大學的招生名額太多。大學的「大躍進」，一方面造成教師和學生素質偏低，另方面則是畢業生的就業空間難以擴大。

內地的人力市場，最需要的是職業學院、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具專業學院職業培訓或中專培訓的青年，就業「對口」較強。企業並不需要太多的大學生。

維權艱難　民工貧困

人力部新聞會關於農民工的數據頗值得留意。不到三個月有一百五十萬農民工獲補發工資或工傷賠償，暴露被拖欠工資、工傷賠償仍未遏制。從官方媒体的調查報告可知，許多農民工為了討工錢遭恫嚇或毆打，人的尊嚴受損害。

這類事件頻頻發生，是因為企業及其老板的誠信太低，地方政府未建立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各地總工會、婦聯和共青團對農民工的關懷、扶助也不足。

當然，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的培訓仍未真正制度化，也是必須盡快改善之處。農民工不僅需要與就業有關的職業、安全生產培訓，也需要有關法律、社會保障的常識培訓。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工、婦、團，都應有輔導農民工就業的服務，並把服務制度化

何漢權: 國民教育 兩個教室

信報: 2010年4月24日
原文

國民教育，知、情、意、行，四個部曲，相互連繫，循環不息。汶川大地震兩年，傷亡慘重，至今 還有待復元，上周電視熒幕又傳來青海玉樹七級震禍，人命傷亡已達過萬之數，受災地區位處高原地帶，救援工作較兩年前的汶川地區更加困難。民族情、同胞愛， 患難見真情，國家領導人第一時間趕赴災難現場，一次又一次，不能欺場，又要壓場，年紀不輕，腳步並不太穩的走進陷落的敗瓦頹垣裏面，國民看在眼裏，心中冒 出一句話，三個字：「辛苦了！」孩童、學校、教育與家園還是最牽掛。兩年前，溫家寶總理到汶川地區再看復課的學生，在臨時教室上寫下「多難興邦」，前幾 天，胡錦濤主席在玉樹州孤兒學校，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新校園，會有的！新家園，會有的！」期望上行下效，新災區傷痛盡快得到撫平，盡快展開重建。

一 國兩制
青海玉樹地震，港人黃福榮的捨身救人，中央政府高度表揚。災難彰顯人性的光輝，很相信，在災難現場，如黃福榮義行者，不只一 人。但黃獲中央政府褒揚，不能不說在一國兩制下，港人的確受愛護、受特別尊重。青海地震發生日期是四月十四日（星期三）早上，香港學校收到教育局就地震事 宜的通告，行文兩小段，題為「悼念青海地震死難同胞」，呼籲全港所有學校員生，下半旗及默哀一分鐘，這是國民教育裏很重要的情感引導，但發函時間是四月二 十日，時差六天，稍為遲緩一點！也許教育局是要跟着特區政府管治大隊做事，特區政府就得看中央政府的明令舉措如何？國民教育中的「行」──遲到總較沒有到 為好。
不過，當認真思考一國兩制的權宜方便，敢於實踐的話，玉樹地震的不幸，或可帶給學生甚或市民更多的愛民愛國機會。例如︰默哀通告可以 早點發函嗎？內容可以詳細一點嗎？除下半旗致哀外，學生、教師、家長捐款可以嗎？（按教育條例，學校未經申請，不可以在學校作募捐。）而默哀日，學校應否 停止課外活動？再到民間應否停止娛樂活動？為何不敢定調？判斷災情，具教育意義的行為先走一步，多化被動為主動，誰會責怪？

國史教育
突 發事件，國家災難，特區政府以民為本，能合情合理地認真處理，無疑為國民教育鑄造廣闊的教室。當然，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廣州亞運等活動，政府民間組團參 訪、見證國家辦大事的綜合能力，亦應該被視為這個教室裏面的教學互動行為，有利於國民教育，憂戚與共，同喜同悲，這是身份認同。
國民教育大 教室，還有另外重要的一個，那就是國史教育，這是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得極其薄弱的一環。
近日收到立法會秘書處轉寄教育局，就「有關推行中國歷 史教育事宜」之回覆文件。事緣幾個團體合組國史教育關注組，於去年十月六日向立法會申訴，申訴的主要線索是二○○○年起，課程發展處將初中階段的中國歷史 科分割成四個方案（綜合人文、中西史合併、校本發展以及中史獨立），政府政策引導、任校選擇之下，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四所中學，在初中階段局部或全部取消中 史作為獨立必修的科目，以隨意寄生於他科的情況出現。直至今年新高中學制，惡果再進一步呈現，中四選修中史科者，只剩下一萬二千多人（去年會考中史科應考 人數為二萬五千人）。就上述申訴，教育局回應文件，概不承認政策有問題，當然更不會認為有責任要承擔。
說到將中史分拆成四個方案，局方回應 是：「自回歸以來，有學校老師認為此種詳古略今的傳統中史課對文化史專題及中國近代史的教授有所不足，加上課程內容繁重，學習要點眾多，故自發地發展了其 他課程模式，以改進教學。」中史科獨立必修就是詳古略今？就是課程內容繁重、學習要點眾多？其他如物理、化學、經濟學科不存在這種現象嗎？有人自發研製， 教育局就要政策配合？總之，推得一乾二淨就是了。

中史學生
說到現時中四修讀中史科的人數只剩下學生人數的百分 之十六點四低位，由二萬五千人下滑至一萬二千多人，教局回應是「在四百五十多間提供高中課程的學校中，有約百分之九十二學校有設中史科為獨立選修科」，又 說：「在新高中制度下，報讀某些傳統文科的學生數目是有所下降，但跌幅最大的是中國文學」。實質報考中史人數重要還是學校單位百分比重要？中史低位未算 低，還有中國文學敬陪末座，怕什麼？總之，這是時代的錯，與人無尤！那怕明年修讀中史科人數再降，也有通識科的「今日中國」可抵擋，兩科過戶就可以了！真 的可以嗎？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儘管東西文明的進化過程有相似之處，但世界上難見有如中華五千年之變革與延續，這是我國獨特的歷史，為何將之 分割？更值得再說的是，已雜成的漢語是中華文化的主流，而漢語是十分重視敍事活動的價值奠基，咱們的民族融和與發展，就建基於「擺事實、講道理、說感受、 明思辯、向前看」的連環價值系統裏，讓過去與現在永無終止地對話，相互參照；從國民教育看，國史敍事最是根本，這個寶貴的「敍事教室」，不能毀傷。

教 育評議會副主席
何漢權

洪振快: 愛國家不等於愛朝廷

南方都市報 11-4-2010
原文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 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 “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 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 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 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 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 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 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 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 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 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 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 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 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 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 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 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 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 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 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 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 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 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 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 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 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明報)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05:10
原文

曾經，中共對幫過它一把的黨外人士，或者說，曾經是合作伙伴的朋友甚或是對手是相當的推心置腹，甚至不惜犧牲同志的生命來保護這些人。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脅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聯手抗擊日寇，周恩來    趕 到西安再三勸張學良勿殺蔣介石；同一時間，宋美齡與顧問端納由南京直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幾經波折，張學良願意釋放蔣介石，還親自陪同蔣宋飛回南京謝罪。 這一謝，足足謝了半個世紀，蔣介石由此背上不仁不義之名，但這都是後話。當人還在西安的周恩來聽到張學良要同蔣介石回南京，連忙趕到機場阻止，但還是眼睜 睜看著已在半空的專機，周恩來喟然歎說，漢卿（張學良字漢卿）看京劇看得中毒太深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    兵臨平津，中共這時已是幾百萬兵馬的長勝軍，蔣介石派出心腹張治中將軍 率領六人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以圖苟延殘喘多一會。中共看穿老蔣這一著，開出沒法接受的條件，會談破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周恩來很喜歡張治中這個對手，知 道張治中失敗而回的下場若何。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朋友了，這次不能再對不起另一個朋友，於是暗中把張治中全家接到北平，不致遭蔣毒 手。

因此，那天唐英年    公布政改方案，令一心要和談的溫和民主派    關在門外，沒有回應這些一度對北京    有 期盼的民主派人士，我不禁愕然。先不說溫和派之後將如何自處，而是這一對待企圖向中共推心置腹的朋友做法，和周恩來對待曾經是戰場上對頭人張治中的實在差 太遠了。這到底是有人看京劇中毒太深，抑或是溫和派沒有張治中那種的被統戰斤両，這是未來中港博弈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我不知道溫和派是怎樣走上這條與中共溝通從而達到政制發展的終極目標的道路。應該說，以民主派長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從方案設想到實踐執行，以至與六四    事件的立場干係，想必都在他們的長考之內。社會上當時有一些看法，覺得溫 和派這種嘗試未為不可，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得與失也不會有太大政治後果。這是其中之一的回應。不過，除了這種wait and see的一群，我反而更欣賞公民黨    和社民連的抑束回 應。按理說，以陳偉業    梁國雄    黃毓民    的動輒開罵議政作風，對於溫和派汲汲於要與中共溝通有異於民主派傳統的 做法，不開腔罵娘或更甚者喚此為港奸賣港，已經是相當克制的了。

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成熟表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同樣地，溫和派也對公社兩黨鐵了心要在五月十六日公投大幹一場也沒有多大反彈，除了間中讓人覺得揪 心的是和官方同一個調調，有人明的暗的說五月十六日當天不去投票。這不免令人覺得，民主派畢竟都是同喝一窩涮湯，不應你北上去喝就可以，人家就地喝就說那 湯酸。跟著下來的幾幕可說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奇景﹕林瑞麟    坐 進民主黨    會議侃侃而談，唐英年也說會安排溫和派與中央溝通，曾鈺成    說立法會    議 員在世博開幕時到上海    看看，不少人演繹言下之意是在上海可能上演一齣世博傳奇﹕大伙在會場巧 遇中央領導人，興之所至，談到香港的未來政制發展。
為什麼要讓你小小的香港？

那幾天的香港在一連串樂觀氛圍之下，頗也有把酒酧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氣氛。不過，在這幾乎樂昏頭的環境裏，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連美國    佬也怕它三分的今天，中共為什麼要在政制發展上讓你小小的香港？這是欠缺 史觀的無知，抑或是有誰打了保票說必定會如此如此，很值得政治記者詳細追查下去。我想說的是，中共每次組織統一戰線，都是在吃了大虧或勢孤力弱之下才出手 的，當它財（人）雄勢大，對被統戰者是施捨多於拉攏的融合。《張學良——口述歷史》二百九十五頁——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最佩服他！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剌透了！……周恩來說﹕『如果 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
「『我去說一說。』我自個兒太驕傲了，我說﹕『我去說一說蔣先生，我可能把他順利說服了……』」
這是前不久去世的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去年二月出版的書。唐教授是國際知名史家，胡適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成果，不可能在記敍張學良的口述時出疪漏。一 九三六年的中共羽翼未豐，抗日戰線上無大作為，倒過來給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追剿得四處逃竄，從出發時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剩下五萬。中共叫這段從一 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做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那時應是捧著幾萬兵馬圖個休養生息東山再起，周恩來對張學良 的說話，「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今天看來完全是第一流的統戰手段，也看到七十年前中共拿得起放得下的實用 主義﹕只要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今天蹲下替你擦皮鞋，明天站起來比你高出一個頭。
歲月匆匆，當年只五萬人馬幾千條槍的中共，如今光是外匯便二萬億美元    ， 老子說了就算，這便很難讓人明白，如果它不情願，把幾條航空母艦拉到東海朝著它都沒轍，當然，如果它心甘情願，明天就給你普選    也沒問題。但是誰都知道，當奧巴馬    政 府裏最講人權的國務卿希拉里都「務實」得在中南海    一句人權都不提，要 中共在香港政制上讓你一口子那是難比登天——給你是人情，不給又怎樣？要上街都上了，今天香港缺了大陸從水到副食品到買豪宅資金到似有還無的港股直通車中 的隨便一樣都有你受，哪還要北京在政制上聽你幾號人的？

香港民主派內的溫和派把一切都押在與中共溝通這一塊，不能說他們純粹是天真爛漫，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把中共政權的六四鎮壓身分暫且放下，而與這個政 權的另一身分溝通香港政制，應該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都二十一年了，年年六四晚會都揮拳疾呼平反六四，轉過頭來卻要和這個政權談到香港的政制改革，怎 樣向巿民交代從「砌」而轉「傾」而轉至「又砌又傾」，不僅是政治身段的變化，而是如何在政治人格作出調整。這段話不是要讓溫和派穿小鞋，眾所周知，香港民 主派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鮮血中集結而成，二十年來都在這一道德高地率領香港巿民要求平反這場鎮壓，也率領香港巿民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義以及更大空間 的政制改革，今天，二十年來的對頭忽然變成談判桌上的對手，怎麼說也不可能讓人們馬上就能接受。

我同意溫和派是從政制改革稍縱即逝、不能再錯失機會的角度下走出他們的第一步，但是這一苦心香港社會能夠通盤了解並接受麼？他們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有想過那年那月走進投票間，不問政綱只道是民主派便投下一票的群眾麼？當然，代議政制的要點在於「代議」兩字，投票給你，以後海闊天空誰都管不著，直至下 次選舉為止，但這一mandate畢竟是有時限的。我保證溫和派連這點也考慮了，他們的想法應該是，把應掙的都掙回來，到下次立法會選舉，把這些作為戰績 爭取支持，按道理說，這比大聲疾呼「第三百二十七次向您匯報，成功爭取公廁自動冲水系統」漂亮多。可是，一旦爭取不到政制改革，那該乍辦？
這倒不是我為溫和派痛心的理由。我感到心如刀割的是，溫和派冒著讓人喚港奸的風險伸出橄欖枝，卻得到熱臉孔貼上冷屁股的結局，實在太不值得。上星期 三深夜，應是溫和派一眾朋友錐心裂肺的時刻，如果像報道說的那樣，上午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還要待著下午喬曉陽    的 講話，幾個鐘頭之差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事實是喬曉陽的講話並無新意，溫和派到這刻才有人說受騙。這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有苦自己知，說得濫 俗一點，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長年推動民主政改的民主派人士來說，二○○三年七一亢奮之後的低谷是令人傷感的——中共態度愈趨強硬，戰友一個接一個投向北京，國際大氣候也益發 時不予我，在紅區當反對派不僅是吃力不討好，還會給罵作一粒蟑螂屎弄糟一整鍋湯。在這一過程之間，個別人有別的想法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放軟身段得到的卻是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對待。若說，算了，個人榮辱不過閃眼雲煙，倘是換來香港政制不會原地踏步也是好事，可是如今得到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要「為了大 局著想」不能大呼小叫喊冤痛罵，這是為了什麼？
這一刻，也許會有人想起周恩來，想起中共建政前夕，周恩來把曾經幫過中共的民主人士護送到北京，免得他們受到日落西山的蔣介石加害的歷史；他們也許 想起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時刻，周恩來提議一份應予保護人士名單，宋慶齡、章士釗、程潛、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等，以免受到紅衛兵迫害。中共每次講 到這些人時總有一句「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今天香港也有一批民主人士，卻沒有得到張治中蔡廷鍇的「肝膽相照」待遇，思前想後，該不是怨周總理走得太早了 吧？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鄭經翰: 國泰CX780機組人員臨危不亂

信報 2010年4月23日
原文

上周香港機場發生了一宗航空事故，一架國泰航空客機的引擎出現故障，必須緊急降落，幾乎釀成 空難，幸好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臨危不亂，憑着長期有素的訓練和專業判斷，冷靜處理，結果有驚無險，化解了一場災難。
可是，不少傳媒輿論仍然 以事後孔明和想當然的「常識」加以責難，批評機師在飛機於印尼泗水起飛後不久已知引擎出現故障不應繼續飛行，並且沒有選擇在最近機場緊急降落，萬一途中出 事，乘客便九死一生，劫數難逃。也有傳媒誤報機師起飛後明知一個引擎發生故障，仍然以單引擎航行。雖然，一架雙引擎飛機即使使用其中一個引擎，也可連續飛 行三小時，但那只是為預備尋找適當機場作緊急降落之需要，而不是用作正常飛行之用。

依足指示
沒有調查研究，便 沒有發言權。今次航空事故涉及專業知識和判斷，傳媒輿論應該做好有關調查研究，深入發掘事實真相，一來評論更能客觀公正，二來更可透過報道事件真相，教育 公眾，增加社會大眾的常識。
今次出事的飛機是A330-300型號雙引擎空中巴士，有十二年機齡，當日載有三百零九名乘客和十三名機組人 員。航機在飛行期間出現任何事故，機師和機組人員都一定要按照航空手冊的嚴格規定辦事，絕對不能隨意自行決定。
不錯，今次飛機在印尼泗水起 飛後不久即發現引擎出現故障，但情況輕微，機師亦馬上聯絡國泰地面控制中心，與專家商量後，認為不會妨礙飛機繼續飛行，機長最後決定繼續航程，而途中亦一 切運作正常。事實上，航機全程從未單引擎飛行，而且按照航空人員視為「聖經」的航空手冊，只要任何一個引擎出現嚴重故障，機師一定會按照航空手冊選擇在最 近及「適當」的機場降落。所謂「適當」，是指該機場有足夠的設備和救援設施。
事實證明，當時的專業判斷並無錯誤。事件發生在飛機距離抵港約 二十至三十分鐘，引擎突然出現故障，左邊第一號引擎無法減速，一直以七成動力運行，因此機師決定緊急降落。為了使航機成功在跑道上的正常位置着陸，但礙於 高速問題，機師必須運用引擎的反向推力令航機盡快煞行。高速降落與高能量煞行，令煞制系統產生高熱，因而導致輪胎洩氣，所以着陸時先後有六個機胎爆破着 火。

安全着陸
可以這樣說，如果有關機師不是訓練有素，經驗老到，知識和技術專業，又嚴格按照航空手冊和機場控 制塔指示，要安全着陸絕非易事，空難可能無法避免。降落後，其他機組人員也表現專業冷靜，只須二分鐘便將全機三百二十二名乘客疏散，撤離機身。當然，慌忙 中，仍有九名乘客受傷，主要是滑下飛機時頭部撞傷或腳部骨折。這固然是在所難免。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乘客根本沒有依足機組人員指示逃生，有人竟然仍攜帶 手提行李，又沒有依照吩咐脫去皮鞋，所以造成損傷，自己亦有責任。
無論如何，該組國泰航空機師和機組人員表現完全專業，臨危不亂，鎮定從 事，結果避免了一場災難。他們的專業精神和工作態度實在值得肯定和表揚。外國不少傳媒便讚譽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為英雄，反而本港傳媒卻冷嘲熱諷，諸多挑 剔。香港市民推崇英雄，對英勇行為從不吝嗇稱譽，何以竭力避免空難發生的機師和機組人員卻得不到認同，令人費解之餘，對他們也絕不公平。事實說明，國泰的 機組人員不論機師及空中服務員都是質優的專業人員，可說是公司寶貴的資產。

徹查事件
其實，礙於民航處宣布要調 查事件，否則國泰的公關人員已可即時向傳媒清楚解釋上述情況，釋除很多不必要的誤解。
事後經過深入調查後，國泰行政總裁湯彥麟發表聲明，詳 細交待經過，證實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依足國泰航空的運行程序及要求行事，公司完全支持他們的決定。從常理判斷，事件沒有釀成空難，國泰的管理層實在沒有必 要為了維護一個機組人員的錯誤而說謊，賠上公司的信譽，因此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民航處宣布會就事件展開調查，我完全贊同有關決定，也促請民 航處盡快提交報告，還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一個公道。
據知，國泰該架航機不單設有俗稱「黑盒」的ＤＦＤＲ（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和ＣＶＲ（Cockpit Voice Recorder）系統，有機艙話音紀錄，還有並非所有航空公司設有的ＱＡＲ（Quick Access Recorder）系統，紀錄航程全個操作過程。今次飛機安全着陸，上述有關系統全部完整無缺，只要民航處詳細檢察上述幾個系統，一切真相便可大白，到時 民航處一定要公開交待，讓社會各界和市民大眾清楚了解事件真相，還有關機師和機組人員一個公道。

林沛理: 英文中的一個「我」

信報 2010年3月20日
原文

寫精彩英文的一大難題，是怎樣在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之餘表現自我和彰顯個性。循規蹈矩和奉公 守法是必須的，因為任何語言皆有其使用者必須遵從的規模式（prescriptive）法則、邏輯、結構特徵和構成方式，這是語言要成為一種有效的達意和 溝通工具的先決條件。不然的話，語言不但無法學習，更無法使用。這當然並不意味這些原則和規範是寫在石頭上的鐵律（iron law），從地老到天荒都一成不變。生活和習慣對文法特別是「慣用法」（usage）的演化當然有影響，但這是一個緩慢、漸進，由量變造成質變的過程。倘 若每一次我們犯上文法錯誤，就推說生活和習慣已經把這個錯誤矯正過來，那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功能將會消失淨盡，因為每一個人所犯的錯誤都有細微的差異 （nuances）。在一個「一人一文法」的世界，語言只會淪為一種自說自話的眾聲喧嘩。
可是，若果你寫英文，只力求文法正確（grammatically correct），那麼你最多只能做個稱職，甚至優秀的審稿編輯（copy-editor），而不會是個作家（writer）。作家之所以是作家，不是因 為他寫的文章全無錯誤（error-free），而是因為他有其獨特的聲音和鮮明的個性。英文的千變萬化，使運用自如的人也難免犯錯，不管這些錯誤是屬於 文法上（grammatical）、語體上（stylistic）還是修辭上（rhetorical）。寫了一句不合文法的英文，就像不小心摔了一跤一 樣，拍拍衣服上的灰塵繼續上路就是了；這本身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作家與審稿編輯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懂得如何在客觀（impersonal）、屬於每 一個人（communal）的文法中留下個人的印記（stamp），甚至簽名（signature）；而後者只會做文法的保安和執法者（grammar police）。
將屬於每一個人的變成屬於你一個人（Making the Communal Personal），是所有英文玩家的絕技。王爾德生於偽君子當道、性壓抑厲害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身為同性戀者，他飽受社會的歧視和中傷，並在最終的大 審判中輸掉所有。他用來保護自己和對付敵人的最犀利武器，就是他的一支筆，以及一個他為自己創造的身份（self-created identity）——他稱之為他的「個性」（personality）。
王爾德是英語寫作世界其中一個「終極作家」（ultimate writer），正因為不管他寫的是什麼，當中都有一個活生生、永遠在張牙舞爪和大呼小叫（alive, kicking and screaming）的王爾德在那裏。沒有人比他更自我中心，但也沒有人比他更能夠在自己的驕傲中看透人的劣根性。他寫生前最後一篇文章《在深深 處》（De Profundis）時，經歷過入獄和痛失至愛的大悲，心力交瘁但對人性的批判卻更鋒利深刻。他說：大多數人都是另一類人。他們的想法是人云亦云，活法是 有樣學樣，他們的熱情也要註明出處。（Most people are other people. Their thoughts are someone else's opinions, their lives a mimicry, their passions a quotation.）
很多人以為，在英文寫作中要表達自我，最方便和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第一人稱（first person）的方式寫作。結果通篇都是「I think」、「I believe」、「I guess」和「I suppose」。其實濫用「I」，不僅無助表現個性，反而給人吞吞吐吐、缺乏自信之感覺。王爾德說，多於一人相信的就自然不再是真理（A truth ceases to be a true when more than one person believes in it）。說來斬釘截鐵、不辯自明，不着痕迹地化詭辯為雄辯。如果前面加上「I think」、「I believe」、「I guess」或者「I suppose」，馬上就會露出馬腳。不要說要說服別人，就連自己也似乎說服不了。

林沛理: 將寫作變成戲劇

信報 2010年3月6日
原文

如果英文寫作也像美式足球、西洋拳或者NBA一樣，有一座向其最偉大players致意的名人堂或者名人紀念館（Hall of Fame），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必然會在裏面佔有一個無可取代的位置。
在英語寫作的殿堂，王爾德的「玩家地位」穩如泰山又高不可攀，因為他玩的不只是文法，更不只是遣詞造句和寫作技巧；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與思維方 式。他一生從沒設館授徒，也沒有留下關於寫作技巧的長篇大論；但他所有的傳世之作，一字一句都在呼籲學習寫作的人要「Be A Contrarian」——做個與一般大眾想法相反的所謂「反向操作者」。
我手上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牛津散文精選》（The Oxford Book of Essays）有一篇題為〈貨真價實的批評家〉（The True Critic）的文章，其實是王爾德以對談（dialogue）形式寫成的〈批評家之藝術家身份〉（The Critic as Artist）的節錄。全文只有三頁紙、一千五百字左右，敢說比坊間任何一本教英文寫作的工具書都要可讀易明，但就是沒有人把它用來教英文寫作，暴殄天 物，莫過於此。也許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局的官員認為，三頁紙的文章只有三頁紙的深度，而一千五百字的論述也只可能有一千五百字的說服力。王爾德泉下有 知，大概會說：「By giving us the opinions of the uneducated, it keeps us in touch with the ignorance of the community」（倡鄉愚之見，通大眾之昧。）王爾德這句話矛頭指向的是當代的報業，但用來批評今日特區政府的英文教育政策，同樣一針見血。
〈貨真價實的批評家〉值得細讀，因為它示範了作者的「戲劇感」（sense of drama）可以怎樣令枯燥、平平無奇的寫作變得活生生而充滿戲劇性。套句英文老師的說法，〈貨真價實的批評家〉教導我們的是如何將寫作變成戲劇—— How To Dramatize Your Writing。
何謂戲劇？戲劇就是衝突的製造與消解。王爾德一文所要言明的，不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批評家所應具備之條件與素質。可是沒有人比王爾德更清楚，寫文 章，特別是寫評論的人，可以犯的頭等大罪就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saying the obvious）。於是他把一篇剖析評論本質的論文，寫成一齣揭露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不堪一擊的戲劇。公允持平、冷靜理智和堅持己見，早已被世人公認為評論人的必要條件，王爾德卻把它們逐一擊破。
在王爾德的心目中，批評家無法持平，因為我們只能對無關痛癢的事情才能做到不偏不倚。跟着他說了一句「好玩」到令人笑破肚皮的話：「如果你對所有流 派的藝術都一視同仁、同樣喜愛，你應該去做拍賣商，而不是去寫評論。」（It is only an auctioneer who can equally and impartially admire all schools of Art.）。他的結論是公允持平不但並非貨真價實的批評家的必備條件之一，更不是評論寫作的前提。（Fairness is not one of the qualities of the true critic. It is not even a condition of criticism.）
至於對批評家應有的誠意——通常指批評家的堅持己見——王爾德有這樣的裁決：輕度堅持己見是以身犯險，拚了命堅持己見絕對足以致命。（A little sincerity is a dangerous thing, and a great deal of it is absolutely fatal.）王爾德的玩家本色，在此再次顯露無遺。

林沛理: 寫英文就是玩英文

信報 2010年2月6日
原文


香港人之中，包括莘莘學子與在職人士，不少苦學英文寫作多年而幾乎一無所成；有大成者更屬絕 無僅有，究竟哪裏出了問題？依我看來，問題正正出在那個「苦」字。英文是一種「好玩」（playful）的語言，必須抱着好玩的心情寫作，才可以寫出一流 的英文。
寫英文而不懂得玩英文，就等於手上拿着一個籃球，卻硬要把它當作足球去踢。這是教授和學習英文寫作一個重要卻常常被忽略的邏輯起點，弄不懂這最基本 的認知就永遠只能夠在追求文法正確（grammatically correct）的世界中翻筋斗和撿牛毛。執筆之時，左顧右盼、誠惶誠恐，又怎能寫出像暮鼓晨鐘般啟人智慧、像微風雨露般潤人心脾的優秀英文？
這當然跟英文的語言特性（language properties）與英文原使用者（native users）的民族性格大有關係。英文這套語言之所以令人愛不釋手、目不轉睛，在於它既強調邏輯和事實——無時無刻都要分清楚時態（tenses）和究竟 是眾數還是單數、主動抑或被動，又重視個性——「I」（我）也許是英文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字；既可以承載深刻的思想和闡釋複雜的意義，又提供足夠的空間讓你 去含沙射影、口是心非和強詞奪理。
簡言之，英文本身就是外向、貪玩的語言，它有一個內置的「好玩機掣」（built-in playfulness）。你啟動了這個機掣，你的英文寫作就會立時變得滿庭春色，遍地皆是各出奇態以爭妍的艷花異卉。
英文的兩大原使用者——英國人與美國人——又是特別「好玩」的民族，前者貪玩，後者「爛玩」。這種民族性格表現在他們的寫作上，給予他們的文章以至 包括雜誌、演辭、廣告及劇本等一切「文字產品」一種尖利的活力和潑辣的生命力。久而久之，這種夠膽和懂得跟英文開玩笑的「playfulness」，成為 了真正熟悉英文的使用者寫作的最大特色。香港人的英文寫作即使在文法上正確，也往往給人一種不夠「符合語言習慣和具備語言特點」（idiomatic）的 感覺；正因他們寫的文章太枯燥，少了好玩的滋潤，而好玩正是英文寫作的本色。
不懂得玩英文，就寫不出好英文，這是英文寫作的潛規則。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學生的英文寫作只學曉緊張而不識得怒放，總是酸腐有餘而濕潤不足，也就不 足為奇了。在香港，教授英文寫作的，大多是謹小慎微、斤斤計較的文法家（grammarian），而非能夠從寫作中得到樂趣的作家（writer），更不 是懂得怎樣跟英文嬉戲，並且樂此不疲、樂不可支的英文玩家（姑且稱之為English Player）。於是，課堂裏的英文（classroom Englsih）容不下「嬉戲」和「好玩」，William Strunk 那本實用但儒腐的文體指南《風格的要素》（Elements of Style）被奉為英語寫作的聖經。老師和家長對持遊戲態度寫作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就加以口誅筆伐；以為「玩英文」之風一行，英文寫作必失其嚴肅而 英文的文法必為隨意所顛覆。這是大錯特錯。
遊戲需要規則，絕對的自由是創作的大忌。英文文法之於英文玩家，一如畫布之於畢加索，或者電影劇本之於希治閣，女人假髮之於詹瑞文，乃他們表達的形 式、創造的手段、想像的跳板，以及最重要的，嬉戲的玩具。沒有這些形式、手段、跳板和玩具，遊戲的好玩和痛快、玩家的幽默和機智，以至藝術的美與張力、和 諧和深刻將無法體現。
因此之故，沒有一個真正懂得玩英文、寫英文的人會詛咒英文的文法，因為他知道，無氈無扇，神仙難變；沒有規則，也就沒有遊戲。史上最偉大的逃脫大師 （escape artist）胡迪尼（Harry Houdini）最需要的，就是那件令普通人動彈不得的緊身衣。古往今來的英文玩家，就有這種把英文玩得死去活來而又出神入化的能耐，且聽下回分解。